行政成本“瘦身”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很多地方却“雷声大，雨点小”，屡屡遭遇“瘦身”短板。处于经济转轨期的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在给予了政府政治权力的同时，也无形中放大了政府动用财政资源的权力。因而，要提高政府资金分配的透明度，打破行政成本过高的玻璃门，就离不开来自权力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嘉宾迟福林：我们现在以权力制约权力十分重要，总理讲到投资到哪儿审计到哪儿，在我们现在制度、法律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有局限性的，一定要和广泛的社会监督相结合。

在其他监督渠道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网络监督能起到特殊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总书记、总理到网上去跟大家交谈，充分体现了网络在监督政府。

近几年来，民意监督、网络监督越来越发挥作用。与传统的媒体监督相比，网络监督具有快速、便捷、成本低等独特优势。在网络中，蕴藏着海量信息，某些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在网络上露出少许蛛丝马迹，广大的网民就有可能顺藤摸瓜，为纪检监察以及司法部门提供了反腐败线索。

对于迟先生的观点，宁向东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虽然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对政府的监督，但是网络监督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约束政府行为更重要的是形成政府自律，加强事前监督。

嘉宾宁向东：政府存在的必要性要明确，你要做什么，这个可以在网上公示。到年底的时候，民众可以知道达没达到目标，用多少钱达到这个目标，费用可以通过公共财政的方式公布，哪怕事后公布，起码民众有个监督权，通过网络让民众更知情。但网络监督是补充，需要事前的监督和控制，政府应形成自律。

如果按照市场化机制，股东说了算，谁出钱谁说了算，股东通过董事会决定经济层的报酬，这是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的通例。但在国有企业,谁是股东？广大的老百姓，广大的纳税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定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开始的时候政府的力量会强一点，逐渐政府的力量要顺应市场机制本身发展的规律去变动，我个人认为目前是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也许10年，也许更长。

不断建立公共财政，不断让官员自律，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继承，不可能一步把灰色收入断了。现在已经这样了，我们要逐渐把它抑制住，现在一步把这个河跳过去也不太可能，机制是在慢慢的建设过程中的。

作为服务者，政府官员对私利的追逐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克服行政成本的非理性高昂，提高自我约束力。

嘉宾迟福林：官员的财产未来申报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决不能走形式，一定要和其他改革配起套来。另外我们的各种支出应该公开，但现在相关的体制、制度安排又不配套，大家完全可以“瞒天过海”，你到底做了什么，你个人的消费有自己的支配制度，现在的问题在于你什么事情都拿着公款来消费。我们未来在这些方面的改革第一个取决于廉政制度建设到底能走多远，与此相关联，我们在反腐败问题上能走多远。

这是一个综合性改革的问题，需要与官员选拔制度相结合，与官员收入制度的公开相结合，与官员收入的规范、制度化相关联，同时还要与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