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了芬奇大夫。

当我的家庭气氛由单纯的彼此憎恨，转化为潜在的谋杀血案的时候，我的父母不得不寻求心理大夫的帮助，芬奇大夫由此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可太像圣诞老人了。他有一头茂密的白发，嘴巴上有一圈浓密而滑稽的灰白的胡须，白色的眉毛就如牙刷刷毛一样厚重。不过，他不是穿着有白色皮毛的鲜红的袍子，而是穿着褐色的涤纶裤子和领尖钉着纽扣的短袖白衬衣。不过有时候，他真的会戴上圣诞老人的帽子。

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坐着褐色的道奇·阿斯彭牌小货车，和我的父母去北安普顿市芬奇大夫的诊所。我们一声不吭地坐在车里，偶尔我妈妈会发表意见，说是有粪便一样的味道，从我父亲的耳朵里释放出来。有时候，爸爸提醒妈妈，说她是一个可恶的婊子，除此以外，他们一句话也不说。

治疗持续一年多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爸爸妈妈的关系越来越糟，而不是有所好转。我爸爸愈发充满敌意而且疏远，他喜欢呆在地下室里，似乎只对放在那里的棱角粗糙的金属物着迷，而我妈妈却越来越像一个疯子。

我说她像个疯子，不是说她喜欢把厨房的墙壁涂成深红色，这不算什么事儿。她喜欢时不时地打开煤气炉，默默地看着火苗发呆；她喜欢把牙膏当三明治咽下肚子，说她自己是唯一的上帝，这些使我相信，她在发疯的道路上越跑越远。以前，她可以站在阳台上，点燃柠檬味道的蜡烛，但起码，她不会把蜡烛吃下去——如今，这样的情形一去不返了。

每周一次的治疗也结束了——如今，我妈妈风雨无阻，几乎每天都得到芬奇大夫那里看病。

我父母的离婚是爆炸性的，因为他们所有的关系全部炸得粉碎，留下了一个干净而平坦的区域，我可以看见地平线了。我爸爸妈妈之间的斗争结束了，因为他们不再讲话，家里的紧张气氛消失了，因为没有所谓家庭了，“家庭”这张画布干净如初，不再有任何痕迹。

现在，我妈妈和我得自力更生了，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处境，类似于电影《艾莉丝不再归来》，或是我喜欢的电视剧《光辉岁月》。

我们搬进了阿默斯特市的一家新公寓，我妈妈的心情或许会更好一些。我可能进入一所新的小学，然后上初中，然后上高中，然后考进普林斯顿大学，将来成为一名大夫，没准儿一不小心，成为我一向推崇的某些电视喜剧节目的明星。

那么我们的狗，克里姆怎么办呢？它拒绝搬家。我们带着它一起去阿默斯特，可它一路小跑，回到原来的老房子那里。那里的新住户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会照顾好克里姆的，所以，和我们一样，克里姆也会过上新生活。

洗衣服还是得加上织物柔软剂，早餐还是少不了金枪鱼沙拉白面包，家长教师联谊会还是要定期召开，所谓的新生活，其实还是老样子。

芬奇大夫将身体倚靠在那张藤条转椅上，两只手交错地放在脑后，我妈妈坐在他对面的双人沙发上，而我坐在他们之间的扶手椅上。

我今年十二岁，但我感觉我很成熟，至少有十四岁了。我父母离婚一年多了，我妈妈经常来看大夫。她不单每天来，甚至每次要好几个小时，如果她没有亲自登门求援，也要在电话里接受治疗。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我会陪绑似地参与他们的治疗。她感觉应该让大夫和我彼此熟悉很重要，芬奇大夫或许可以帮助我解决在学校里的麻烦。麻烦在于我拒绝上学，而她无力控制我的一举一动。我认为，我没有年龄相仿的朋友让她不安。实际上，我什么年纪的朋友也没有。

“我的情感，我的精神，确实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芬奇大夫感叹地说，他的目光有几分滑稽的意味，“可我始终是一个人，一个男人。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人。”

我妈妈把一股烟雾吹过头顶。“你纯粹是个狗娘养的。”她说。她使用一种揶揄和调侃的口吻，和她平时的语气形成鲜明的对照。譬如，每当她对我说：“快走吧，我们去商店买点儿什么吧”，我的上帝，她的声音可真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