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24 岁的刘青石在基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起60 年前的这一幕，刘青石记得相当清楚。他说因为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仅仅是口头宣誓，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而这个时候，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在台湾已经工作有一年多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从原来的400 人已经增加到900 人。

入党之后，刘青石的身份是地下交通员，他直接接受上级蔡孝乾的指挥。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隶属于中共华东局，由于身处内战的特殊时期，当时华东局能给予他们的地下活动经费非常有限。在最初开展地下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工作委员会甚至连一台电台都没有。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档案的传递、转移活动资金等，全部都由身为交

通员的刘青石来担当。每次执行任务，刘青石以跑单帮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秘密游走于台湾和大陆之间。

陈晓楠：密件一般怎么处理？

刘青石：有时候把新牙膏打开，密件先搁在避孕套里，再塞在牙膏里。因为牙膏是软的，插一点纸裹起来的东西也鼓不起来，不会有什么痕迹，看起来很自然。一般都是蔡孝乾把牙膏装好了之后再交给我，我自己装的机会很少，因为内容不允许我看。

陈晓楠：那一旦遇到危机，有没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刘青石：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也没有这方面的指示。当时老觉得一抓到就完了，一切都完了。

1948 年6 月的一天，刘青石乔装成商人，拎着一份包装精美的点心从台湾前往大陆。他此行的任务是把用密写水写在包装纸上的情报传递给上级组织。作为直接接受蔡孝乾领导的交通员，刘青石曾多次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次他也将顺利地通过检查，送出情报。然而令刘青石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抵达舟山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

刘青石：出发前，我把包装纸检查了一遍，没什么毛病，也没有漏字。点心比较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就把它当作点心包装纸这样包起来。一路都挺顺利的，结果到舟山的时候就出状况了。一到舟山列岛的沈家门，就看见陆海空军警察排一大队在带枪检查。这个包装纸经过太阳一晒，很模糊地变色了，本来是黑色变成黄色了，隐约有个别字漏出来了。

陈晓楠：如果再多晒一会儿，字就全出来了。

刘青石：多晒一会儿就完了。这可不好处理，如果扔掉了，组织上可能会怀疑我，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交给特务了还是怎么了？你不扔吧，那就连命都没了。干这个事啊，弄不好里外不是人。当时我非常紧张，心跳得很厉害，恐怕会受怀疑。我临时应变，叫朋友帮我带。到检查的时候，我抢先一步去给他打开，让他看，这就表明我们这帮人带的货都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