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如果不能过关，就只有硬闯了，听天由命。

刘青石：对，我连被捕的准备都做好了，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最后顺利过关。过那一关的时候，实在太舒服太幸福了。也幸亏赶上那个检查人员是笨蛋，赶上我运气好，要是里面有内行的或者一些比较机灵的，仔细地看那就麻烦了，我肯定完蛋。

陈晓楠：这得特别好的心理素质才行！

刘青石：反正我就是傻大胆呗！幸运地通过检查之后，刘青石来到上海的一家医院。这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医院，实际上却是中共华东局和台湾地下党的秘密接头地点。

刘青石：这所医院是吸毒人戒毒才来的，男男女女都有，戒毒还是挺困难的，那些人都在那儿大叫。上面就利用这种场所跟我联系，要交给我的文件先放在那儿，我再去拿。还有个干部装作医生在那儿。

陈晓楠：你怎么能看出来他不是医生是干部？

刘青石：他虽然穿着白大褂，但不像医生。我一看，马上就感觉到他不像医生，因为他见到我会微笑。陌生人怎么会冲我微笑呢？于是就明白了。

陈晓楠：在这种情况下看出哪个人是自己的同志，心里会不会觉得特别亲切？

刘青石：真的像自家人一样，但是又不能明说，不能跟他说话。自从加入地下组织，刘青石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看任何进步书籍，和亲近的朋友们也开始逐渐有意识地疏离。如同生活在真空里的刘青石，一方面为自己从事着的这么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内心也时常感到某种孤独。但是从参加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刘青石就明白其中的残酷。在执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务之后，刘青石逐渐成熟起来，他从一个爱热闹的很活跃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内敛寡言的、独来独往的地下工作者。当然这些由于工作需要必须做出的改变，刘青石说他无怨无悔。对上级蔡孝乾交给他的所有任务，刘青石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都能够顺利完成。唯独有一次，刘青石却违背了上级的意愿，这也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涯当中唯一的一次例外。通讯员曾来发曾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他的公开身份是华盛贸易行的职员，而实际上他一直担任着蔡孝乾和刘青石之间的联络人。因此，当刘青石听说曾来发被敌人逮捕，他的妻子生活窘迫时，刘青石便去找自己的上司蔡孝乾，希望能够给曾来发的妻子一些帮助。

刘青石：生活无着落，还有一个孩子，她们日子不好过。我跟蔡孝乾说了，蔡孝乾说不能去，这是组织原则，这时候要是出了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整个党组织都会受影响。但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袖手旁观，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最亲密的同志，怎么能够见死不救？我反复劝说，后来他心软了，同意我去。他告诉我应该这么注意那么注意。我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就去了，到了那个胡同口，我不叫曾来发的名字，叫他“木匠”、“木匠曾”。过了四五分钟，他老婆抱着孩子出现在门口，比划着叫我赶紧跑。我骑着自行车就跑，那时候是冬天，我骑得满头大汗。药店的人都问我怎么回事儿，怎么冬天出大汗？我说跟人家骑车赛跑来着。

陈晓楠：就差一步。

刘青石：那个特务就在里头等着我，我要再走近一点就完蛋了。

刘青石侥幸逃脱，不久后却得知曾来发被杀的消息。这令他再一次感受到地下工作的残酷。

随着内战局势不断变化，国民党的力量在逐渐消减。1949 年4 月21 日，

百万解放军横渡长江。胜利的消息传来，台湾岛内的地下党员们备受鼓舞。

刘青石：那时候国民党的特务意识到国民党要全面溃败了，他要考虑他的前途，所以即使对你有一点怀疑，他也不敢告密。

陈晓楠：那时候你们都很乐观。

刘青石：过分地乐观了。不要说是我，连领导者都太乐观了，叫学生在公园集会，唱那个“你是灯塔，照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好像都不怕了，好像特务都怕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怕特务。那时候觉得胜利指日可待。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立刻开始了攻打台湾的进程。1949 年10 月24 日，金门战役打响，9000 多名解放军渡海进攻金门，在岛上苦战三昼夜最终却全军覆没。金门战役的失败，令身处台湾的蔡孝乾意识到，台湾的解放并不会如想象中那般顺利。而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台湾地下组织生存更加艰难的严峻现实。于是蔡孝乾再次派刘青石前往大陆，向上级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