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把你带到哪里去了呢？

阚中干：下了车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房里没人，我知道外面可能有猫眼在观察我，所以我在里面就若无其事。过了一会，他们来了，把我浑身搜一搜，然后把我领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那时候很冷啊，十二月了，冷飕飕的。审讯室里，三个干部坐的凳子高得很，样子很威严，我在矮凳子上坐着……你回来干什么？他们问我。我说我回来探亲啊。你有没有什么任务？我说没什么任务，我回来探亲的。当时我装疯卖傻，跟他们不谈。我认为我又没什么活动，他们就是吓我、诈我。

阚中干认为大陆安全人员没有证据，但是进入大陆仅5 天就被抓捕，这让他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一开始，阚中干用反审讯的技巧不断周旋，矢口否认自己的特务身份。但是审讯人员的一个问题，顷刻间把他企图蒙混过关的思想击得粉碎。

阚中干：他说你有没有一个叫“平”的名字？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是我在香港用的一个化名。但是我还是不承认，我说我没有这个名字。

这个在香港使用的名字只有自己的上级知道，而这时却从审讯者口中说了出来，这表明自己的一切行动可能早已被大陆的国安人员掌控，自己进入大陆实际上是自投罗网。怀有侥幸之心的阚中干这时如坠深渊，面对生和死的选择，他数日不眠。他想按照“党国”的要求“舍生取义”，但

是一想到小珍，一想到自己把心爱的人带上了一条死亡之路，那“杀身成仁”的光荣就变得暗淡，再也无法激起他直面死亡的豪情。

阚中干：按要求，一旦被捕，没有生还希望的时候，要设法自杀。

陈晓楠：非常明确地说到这一点？

阚中干：非常明确。讲最简单的办法静脉割断就可以，用头的棱骨撞也可以。就是说你自己死比他处死你，既光荣还舒坦一些。

陈晓楠：你当时觉得自己不坦白的话，是死路一条吗？

阚中干：当时那个气氛很严肃的，台湾交给我的任务是做现行破坏，这些任务的罪名很严重的，随便一条都可以判处死刑。讲与不讲，生还是死，这两条路摆在面前。小珍带回来没几天，也因为我受到连累了。

在生与死之间几经徘徊，阚中干最终选择了坦白，选择了生。1961 年，阚中干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2 年。小珍被判处有期徒刑5 年。1962 年，两人被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

阚中干：哎呀，当时我就懵了。我同法官讲，你们的政策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我都坦白了，怎么还判我二十年啊。我说你现在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这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形象，一个人被绑住了，上了刑场，被枪毙了。

陈晓楠：你宁愿去死？

阚中干：宁愿去死，已经死了。当时我认为会死在里面。二十二年啊，不是两年三年啊，这辈子能不能活着出来，不知道。我想到过自杀，但是一看到她判五年，心里也觉得安慰。判五年，这时已经关了三年多了，还有一年，她就能出去了。

陈晓楠：你当时知道她的消息吗？

阚中干：知道她跟我关在同一个地方。后来有一次我趴在窗口上偷看过她。她在下面放风，拍拍衣服，拍拍灰。脸色白白的，似乎好久没有见到阳光。

陈晓楠：你叫她了吗？

阚中干：怎么能叫啊，看见她，心都要跳出来了。我趴在那个囚房的窗口上，看她在下面放风。她穿着一件花的方格子的棉袄。

陈晓楠：她看到你了吗？

阚中干：她看不到我。她不知道有人在看。我看到她，心里又喜欢又心酸。第二天审讯，问我在房间里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啊，思考问题。他们说，老婆看得还舒服吧……哎呀！他们怎么知道我看老婆了？！监房里有人汇报了。

自从透过铁窗无意中偷看过小珍一眼后，阚中干再也没有见到小珍。两个人近在咫尺，却又相隔千里。1966 年“文革”爆发，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关押的台湾间谍被转押到青海监狱劳动改造。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漫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劳改岁月里，对小珍的想念和爱恋，成为阚中干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阚中干：到了青海监狱，那几十年的生活很艰苦啊，同原来的改造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开荒、烧窑、做土坯、拉车子……每天早上天亮之前，睡在床上我就想她，一直想她。把她作为一种功课一样的，好像自己锥自己一样，蛮痛，但还是忍不住天天想她。

陈晓楠：你试图联系过她吗？

阚中干：没有，不敢啊，不敢写信。因为我们两个是同案犯，一个案子的，又不是正式夫妻，怎么写信呢，只能心里默默想着。

陈晓楠：你当时觉得两个人还能再见到面吗？

阚中干：思想里有个信念，潜在的信念，出去要和她见面。

陈晓楠：这种感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掉？

阚中干：没有，像个灯火一样，微弱的火苗在心里，一直没有熄灭。

在劳动改造中，在无声的思念里，阚中干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1980年，服刑22 年，44 岁的阚中干刑满出狱。当时的他，除了一张刑满释放证明，一张没有接收单位根本不能落户的“袋袋户口”外，一无所有，唯一拥有的还是对小珍不变的情感。

阚中干：我到上海的时候，经过20 年的长期改造，路都不会走了，过马路都不敢过，就怕走得不对，人民警察训我一顿，教育我一顿。就想起监狱里干部说的，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不许乱说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