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强依法治国的斗争中，执法往往是更大的挑战，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当前最突出的是腐败问题。我们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就腐败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他们承认，腐败，特别是在基层，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量是非常大的。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初期当然也是如此。第一届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浦东先生”赵启正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现象。他经常说：“高楼大厦起来了，一些同志却倒下了。”

为了防止政府干部以权谋私，浦东新区政府设立了3条 “高压线”。第一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擅自定地价，不准擅自决定对个别项目的政策优惠；第二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决定工程发包。工程发包应通过公开招标竞争，由专家评审、集体决定，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第三条：任何领导干部，不准在征地、动迁中利用职权为亲属好友从中获利。此外还有两道不可触碰的“防火墙”：任何开发公司负责人不准擅自决定公司的资金拆借，不准擅自以公司名义为他人的银行贷款作资金担保。

就像赵启正主任在自己的《浦东奇迹》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我们曾在与不同官员的私下交谈中多次提到建立“公章指数”。众所周知，审批都需要公章或者官员的签字才能生效。要盖的公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每个公章都可能会引发官员为自己谋点私利的贪念。简化审批程序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官员们所面临的诱惑。“公章指数”则可以迅速告诉我们某一程序的审批是否已经简化。

2008年3月3日，《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清理门户》（House Cleaning）的文章。它报道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原副院长黄松有被撤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辞职、以及另外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辞职。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问题都和金融违规有关。

2009年3月《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要求“对腐败绝不手软”，它认为如果对腐败官员仁慈将会动摇公众的信心。作者还建议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法制教育。2007年10月因为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2009年1月的另外一篇新闻报道指出，挖出腐败官员只是治标，如果不清除病根，那么腐败还是会再次发生的。最近，《中国日报》还提到，许多逃往国外的腐败官员都已经把自己的非法所得通过早已移居国外的配偶或者子女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这一预防机制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让这些官员出台政策监督自己的权力无异于“让鸟做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预防体制的建立最终必须要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