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就好像他是一具尸体，这使得他完全孤立。患病者早在身体死亡把他打倒之前，就已经在社会的意义上死去了。

库布人不研究疾病的起因，他们就像接受打雷下雨那样对疾病安然受之，无需任何解释。然而，说到生活在更高级文明状态中的部落，我们发现，他们对查明病因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渴望。病人被认为是一个受害者，他之所以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生活，是因为有人加害于他。一个敌人对他做了什么事情，通过巫术把外部对象引入到了他的身体里，要不就是从他的生命中取走了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从而使他中了魔法。要么，是幽灵或魔鬼在折磨他，进入并占领了他的身体。因此，病人在社会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有权得到同胞们的关照和帮助。他是神秘力量的无辜受害者，巫医可以认识并抵挡这些神秘的力量。

如果我们继续进入人类社会更高级的阶段，考察古代东方闪米特文明的状况的话，我们就会遇到这样一种观点：病人绝对不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受害者，而是一个通过疼痛赎偿其罪孽的人。于是，疾病成了对罪孽的惩罚。我们在巴比伦尼亚遇到了这一观点，并且被清楚地表达在《旧约》中。我们被告知，上帝显示了他的法律：所有虔诚地追随他的人都会生活在幸福中，但那些做坏事的人就会受到惩罚。疾病和痛苦是作为惩罚而被强加给患者的，为的是惩罚个人的罪，他父母的罪，甚或是他的宗族的罪。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观念，一个清楚简单的观念。由于这一信条是如此无情，那么，一个像正直的约伯那样的人物，他所承受的痛苦就更加悲惨了。

在这样一种观点盛行的地方，病人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让人憎恶的负担。他受了苦，但人们相信，他罪有应得。他的疾病宣示了他的罪孽，让所有人都来看。他被打上耻辱的标记，以一种特别严厉的方式在社会上被孤立。然而，疾病并不仅仅是一种惩罚；它还是一种对罪行的弥补，因此是一种救赎。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病人的地位则完全不同。希腊世界是一个健康人和健全者的世界。在公元前5世纪及此后很长时期里的希腊人看来，健康就是至善。因此，疾病是一个大祸害。理想的人是和谐的存在，肉体和灵魂完美平衡，高贵而美丽。疾病把他排除出了完美这个层面，使之成为一个劣等的存在。病人、残疾和弱者，只有在他们的健康状况能够改善的时候，才有可能指望来自社会的体谅。对待一个弱者，最实际的做法就是毁灭他，这种做法十分常见。古人对有组织地照顾病残者一无所知。患病或伤残的人，只有当他重新被认为是一个羽翼丰满的存在时，才算是康复了。医生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既然这个目标 健康 的价值被如此高估，医生自然就属于最受尊敬的手艺人。然而，如果患者的健康状况毫无希望，他的疾病不可救药，医学治疗无论对医生还是对患者来说都是愚蠢的，因为计划中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希腊的医生认为，给毫无希望的人看病是缺乏职业道德的。

因此，在古希腊社会，病人也发现自己成了令人憎恶的负担，这倒不是憎恶他的罪孽，而是憎恶他的劣等。

社会对待病人的态度，革命性的和决定性的变化，还得等到基督教的出现。基督教是作为康复的宗教，作为救世主的和救赎的快乐福音，来到这个世界。它致力于拯救的对象，是被剥夺者、病残者和受苦者，并允诺让他们康复，这种康复既是身体的，也是灵魂的。基督本人不是曾经治病救人么？疾病并不丢脸，不是对患病者或其他人的罪孽的惩罚，也不会使患者成为劣等人。相反，痛苦意味着净化，意味着变得仁慈宽厚。疾病是痛苦，而痛苦使患病者变得完美。它是灵魂的朋友，发展精神的能力，并指引人们凝视上帝。疾病因此成了一个十字架，患病者背负着它，追随上帝的脚步。

病痛的恩惠，可以通过对患病者的同情，而被健康者所分享。“我病了，你们看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