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黄昏或夜里的车窗上看见站在车上的姑娘们，对着车窗，权当镜子，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有时也会拿出化妆的小盒，补一点妆什么的，有时她们的倩影在霓虹中流彩，其美也不亚于叶子。

第十，电车和地铁还是淫戏空间。虽然在电车上乱摸女人是犯罪，日本人管这种人叫"痴汉"，但是与此相矛盾的是，日本有人专写如何当"痴汉"的书，在书店里还很畅销。还有"痴汉"网页，有姑娘在上面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如何遭遇"痴汉"，而"痴汉大叔"手法又如何高超，弄得她好生受用，如醉如仙。

我在电车上也曾遇到过一件怪事。那一天我旁边有一个空位，一个身穿雪白长裙的年轻女子坐在了我的身旁，长裙轻甩，一下子盖住了我的双腿，我立刻不知所措：莫非她要引诱我做"痴汉"？正在目瞪口呆之际，我的耳畔突然响起留学前辈的谆谆教导："日本电车上有的女人装作引诱你去做'痴汉'，然后敲诈你钱，最少五万。"那时我刚来日本，打工交学费，五万对我来说是大大的数字。于是我立刻正襟危坐，排出杂念，默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到站以后，我轻轻掀去盖在我双膝上的雪白长裙，下车奔赴打工现场，走在路上，我信口胡唱了一句：

"就像蝴蝶一定要经过蛹的挣扎，

才能得到一对翅膀坚实如画。"

不要叫"养父母"

太阳带着睡意，刚才爬上树梢，辰巳公园的草地上就出现了我们一群乌合之众，穿着被草浆、泥浆甚至狗粪污染得比迷彩服更加花哨的衣服，像一群残兵败将，却都兴高采烈。大家手持自动除草机，一阵狂挥乱舞，刚才还是绿草茵茵的一片，转眼间变成荒山秃岭。

我们一伙中国人包下辰巳公园每年从五月到十一月的除草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日本老头儿，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的老板几次和他商量是不是换一下人，他总是说："我用惯了这些中国人，换了人，我会不习惯的。"

到了休息的时候，我们就钻进灌木林，讲流行于中国和流行于日本的各种下流笑话，刚才还齐刷刷地坐在那里，转眼间笑得人仰马翻。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也有一群日本公司的人坐在那里休息，他们也是来打草的。也许是由于长幼分明吧，他们在那里正襟危坐，不像我们欢声笑浪。

中午，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中华料理小店，继续我们的下流故事。好像为我们的故事和笑声所吸引，对面桌上的一个人走了过来，他是另一个来打草的日本公司的员工。

"你们是中国人？"他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问道。

"是啊！您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是遗孤。"他高高的个子，黑红的脸膛，眼角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真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看到我们似乎感到异常亲切，就把他的份饭端到了我们的桌上，和我们攀谈了起来。

"您在山东还有什么亲人吗？"我问。

"我是老大，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死了，母亲还活着，已经八十多岁了。"说到这里，他望着窗外，眼睛里充满深情，像是要掩饰什么，忙着喝了一口水。他沉默了片刻，表情突然变得非常严肃，认真地问我们：

"你们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好？"

"哪个国家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说。

"要我说中国最好。"他说。

我们都有些吃惊，因为我们这几个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世界上数中国最好。

"那为什么你还回到日本？"小胡说。

"我是没办法了，入了日本国籍了。"

他又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说他只知道他的日本生母把他放到了一片草地上，后来是他现在的中国母亲把他抱走了。

"你回日本，认你日本的母亲，也做了血液鉴定吧？"老王突然没头没脑地问。

"可不是，本来我有证据，我的日本母亲扔我时在我身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拿着这个证据回日本，可他们还不承认我，又验我的血，验我母亲的血。你说为什么人回到自己的国家还要验血，好像我是个骗子。"

他叹着气说，目光变得非常迷茫。

"我们哪里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回到中国也要验血，和你不同，是验我们有没有爱滋病。不过你要是回中国就用不着验血，因为你现在是日本人。"小胡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你在日本混得不错吧？"老林问。

"我日语不好，他们不把我当日本人。开始我说我是日本人，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人都不信。我把护照给他们看，他们把护照翻过来看，倒过来看，然后就嘻嘻地笑，后来我就干脆说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