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研究表明，任何一种动物都有一些自救医疗的方法，比如，蛇是冷血动物，但当受到外伤而感染时，它会找到一处太阳光充足的地方，躺下来让阳光直射身体，为的是使体温升高2—3度。美国罗维雷斯研究所的生理学家马特?克鲁格认为：“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支持发热是一种针对感染的防御性适应，在整个动物界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之久。”他认为，用药物控制发热，有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他在实验室里搜集了一批重要的证据：当蜥蜴被感染时，会选择一个温暖的地方使体温升高一些，大约20℃左右，如果找不到一个能使体温升高20℃的温暖的地方，则蜥蜴多半会死去。小兔不能自己发热，因此一旦患病，它也会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去升高它的体温；成年兔能自行发热，一旦被退烧药阻断，也多半会死去。

然而，动物本能与中医起源有内在逻辑关系吗？我们看不出什么关系，这就好比“风马牛不相及”。如此类比是可笑的。比如说，现代科学新成立了一个学科称为“未来学”，当我们讨论其起源的时候，是否要这样说：未来学起源于动物的本能。因为上面举到的例子中，动物的预测能力并不比人类差。如果将这一类比推广开来，你会得出一个笑破肚皮的结论：人类的所有文明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

再说，直接以植物、动物、矿物入药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其他民族也有，例如，甘草、大黄、食盐、胆矾等，不但中国有，西方国家也有。此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然药物，例如，蒙药323种，藏药404种……这些药物中有许多与中药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汉民族中医的自然药使用，是按照中医的基本理论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下，自然药才能称之为“中药”，否则也就无所谓中药了。药，本无中西之分，就看以什么样的原则来使用。

可见，中医的形成一直在理论的指导之下，离开了理论，中国的古代医药就不能称为中医，只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如此研究，必然会得出中医不存在的结论。

或许有人会说：中医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首先积累了大量自然药物以后，然后才总结发展出了一套精深的理论。所以中国医药称为“中医”是很晚的事，大约在战国以后。而在那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只有巫医，只有经验医学。

这个观点恐怕是现代学者们的主流观点，它符合渐进的思维模式，也符合常规文明起源的解释。但我们认为它还是不正确的，因为有两个问题它无法解决：

第一、中国医学的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凭借甲骨文字形及一些实物考古资料来证实，但中医理论的来源却没有任何资料，战国时期是理论的成书时间、记录时间，绝不是理论发明的时间。所以我们既不能证明实践先于理论，也不能证明理论先于实践。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存在，这里没有权威。

第二、先实践后理论的观点，没办法解答如下疑问：为什么中医存在简单实践与精深理论的脱节现象？就如同有人用一斤面粉，意外做出了十斤面的馒头。这里又牵连一个问题：中医理论究竟是怎么发明的？中医理论不但在深度上与实践脱节，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无法从实践中直接导出，也就是说，中医理论并非建立在实践的原型上。比如，它的藏象理论就与解剖实践彻底脱节，中医五脏并非解剖学上的五脏。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反而认为，中医理论很可能先于实践，而且简单、直接的实践可能不完全反映理论的所有成就，这源于我们对理论的理解不足。从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动物本能说”的荒唐可笑。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世界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而且这些传统医学的实践与中医有几分相似之处，可为什么他们没有发明中医学？除印度以外，甚至我们看不到一点点与中医理论相似的痕迹。这一现象的本身就是对“动物本能说”的批判，也是对先实践后理论观点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