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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钟勇去迟瑞成家的第二天，迟瑞成副厅长参加省党政干部培训团，去日本考察培训了。培训团快离开东京的时候，迟瑞成向团长请假，说是要看望一个老朋友。他来到东京僻静市郊的一家非常有名的餐馆。

他推开光亮的玻璃门，心满意足。

餐馆阔大明亮，象牙色的餐座一尘不染，刷着油漆的木制吧台白净得耀眼，墙壁涂成蔚蓝色，上面还绘着淡淡的浮云。一幅崭新的招贴画钉在墙上，画面上，一位穿和服胸佩美国国旗图案的美丽的西方少女立在富士山前。在这大幅招贴画的周围，还环绕着一片书本大小的照片，都是衣着暴露的日本少女，正摆出各种诱惑的姿态，眼波闪闪地妩媚笑着。迟瑞成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再将脸转向吧台，看到吧台后面墙壁的搁板上整齐排列着各色酒瓶，吧台旁还放着一台擦拭得熠熠闪亮的自动点唱机。一位窈窕的穿校服的日本少女低头在点唱机旁的橙色小桌前，正翻阅着印制精美的厚厚的歌曲本，挑选着点播曲目。

他就近坐入餐座，一位穿着雪白制服的瘦高的侍应生前来。迟瑞成估摸着，准是这个勤奋民族的放学后打工的学生，便讲起流利的英语，问起餐馆的特色菜肴。果不其然，侍应生眼中顿然透出尊敬的神色，之后用带着迟疑的英语介绍起来。点歌的日本少女回转头来，腼腆地看了看这位仪表堂堂的三十多岁的中国人一眼。

他点好饭菜，将那本上等羊皮纸的菜谱递回侍应生。侍应生特意深深鞠了一躬，表示出由衷的敬意，轻手轻脚离开了。

不一会儿，餐馆里回荡起甜润的日本抒情歌曲声。

迟瑞成心生惬意，想：知识就是力量。这次出国培训，一个团二十几位正副厅级干部，却只有自己能跟日本官员还有专家学者们交流，提出种种高层次的问题，其他团员几乎都是张口结舌。所以临别时，那些日本人也跟这位侍应生一样，给自己深深鞠躬。我充分展示了泱泱大国新一代年轻领导干部的学识。想到这里，他听着不知名的日本女歌手的深沉柔和银铃般的嗓音，不禁颔首微笑起来，身子靠到椅背上，带点儿高傲端详起邻座来。那位肥胖的生意人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盘很像是水果沙拉的东西。

侍应生推着小推车过来了，停在他手肘旁边。迟瑞成打量了一下，推车上放着烤架，下面是燃烧的炭火，十几根银制烤扦叉在推车正中那个硕大的瓷盘里，盘中有肉排有海鲜还有自己不知名的五彩斑斓的各种蔬菜，各样调料还有一些捣碎的黏稠东西，盛放在环绕大盘的一圈精致小碟中。侍应生忍不住骄傲，就像这些菜肴是他亲手做出的一样，朝迟瑞成粲然一笑，然后微微弓腰，先端大盘，再将一个又一个小碟小心翼翼地端了上来。

不一会儿，迟瑞成面前的餐桌上摆满盘碟碗筷，各色各样的食物堆放得像小丘，新鲜，灿烂，闪闪发光。

忽然，餐馆外传来轮胎急刹车发出的特有的刺耳声响，迟瑞成转脸一看，两辆警车突然驶入餐馆前的空地上。警车顶上的灯柱一闪一闪，红蓝交织的灯光映照在餐馆玻璃窗上。之后，两辆警车的后车门几乎同时砰然打开，每辆车后跳下两个警察，这四个警察迅速从餐馆两边的门冲了进来，全端着手枪。接着，两辆警车的前车门也打开，每扇前车门后飞快埋伏起警察，前车门后的这四个警察都伸直双臂，双手攥着同样型号的手枪，却都对准迟瑞成。迟瑞成和餐馆所有人一样，顿时愣呆了。

迟瑞成爱好广泛，也常去靶场打靶，当然认识他们拿的是警界流行的英国“布希曼”冲锋手枪，有二十发弹匣供弹。他见这八个警察个个精干强壮，动作准确利落。迟瑞成十分清楚：如果有半点反抗，立即被打成蜂窝烂泥。

他摊在桌面上的双臂举了起来，拿着筷子调羹的双手越举越高。

冲进门的这四个日本警察围住他，领头的用生硬的中国话吼：“座位站起，趴下！”

迟瑞成紧忙站起，再小心离开座位。警察们一拥而上，一下将他按倒在地，熟练地铐住他双腕，然后迅速搜身。

迟瑞成莫名其妙，可在他们的枪口和推搡之下又不能不向门口走去。餐馆里的人们无比惊愕，侍应生张大嘴巴，早把本该拿到的丰厚小费忘掉了。点歌少女却笑笑，向迟瑞成投去钦佩的目光。出门时，一个警察在迟瑞成后背上猛力推了一把，让他一个趔趄险些栽倒，接着迟瑞成被推入车中。

警察们一个跟着一个迅速钻进警车。

迟瑞成忽而发现，警车没有拉响警笛，沙沙地驶向公路飞离餐馆。

迟瑞成立即警觉起来，跟着想到出国前培训时警告过的事情--外国情报机关的绑架案例。顿然，他大叫着没命挣扎起来。后座上，那两个不知是真的还是冒牌货的警察死死按住他，前座上的领头警察回转身来，接着，迟瑞成太阳穴上狠狠挨了一枪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两辆警车在一个很像是农场的地方停了下来。迟瑞成被他们从警车里拖了出来。迟瑞成苏醒过来，猛然挣脱他们手掌，像颗出膛的子弹冲了出去，这些穿警服的人连蹦带跳一阵风似的追了上去。很快，迟瑞成双臂又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他双脚离地，被迅速架到几间低矮的平房前。

迟瑞成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准确的，双脚便乱踢起来，旋即招来一连串日语的咒骂，一只粗硬的手掌像刀棱猛击在他胸口上，接着一只拳头重重打在他小腹上，后面伸来的一根食指又狠戳到他耳后的神经节上。顿时，他像被关上开关的电灯，眼前一黑，昏迷过去。

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平房里一张简易的行军床上。屋内白墙上污迹斑斑，有些地方生着霉点，还可以看到点点凝结着的暗红色的血迹。房间里又热又闷，充斥着汗臭和尿臊味儿，空气中还飘浮着鲜血特有的带点儿甜丝丝的腥味。迟瑞成顿时明白了，这是外国情报机关的行刑地方，一下又晕了过去。笨重的橡木椅子在迟瑞成臀下“咯咯”响着，椅子是用螺栓固定在地上的。

他看不清坐在前面桌子后的那几个人，屋里只有一盏台灯，强烈的灯光笼罩住他和这把橡木椅子。台灯放在桌上，灯罩扭转过来，雪亮的灯光更增强了屋中的热度。迟瑞成只能看见台灯下在斑驳的桌面上移动的手腕或者手指，还有被手指夹住的香烟冉冉飘起的一缕缕烟气。

渐渐地，他在一片黑暗中看出了：四个男人坐在桌后，其中两个欧美人、两个日本人，他们的身体和肩膀一字排开。他们身旁还有一张小桌，桌后坐着一个日本人，脸冲墙，桌上的大型录音机的工作显示灯发出微弱的绿光，但没听见磁带卷轴转动的轻微的沙沙声。

迟瑞成带着哭音抗议起来。他听见屋里只有自己的声音，每当停顿下来，还能听见这四个男人粗重压抑的呼吸声。

除了迟瑞成，屋里所有人都穿着衬衣，袖子高高卷起。

在台灯的光芒中，他们出示起迟瑞成的银行存款账单明细的复印件，这些存款有国内的，也有迟瑞成通过可靠关系存在瑞士银行和美国银行的。迟瑞成不知道情报机关是怎么搞到的，但这些存款一笔不差，还准确标明了每次存款的时间。每项工程完工之后，迟瑞成总要化名在银行中存入一笔，数额大了就集中存入国外。田处长从来不吃独食。但是，他决不屈服。

坐在他们当中的那位五十多岁的欧美人开口了，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他话音轻柔，很有礼貌，循循善诱。

“听着，我可怜的迟瑞成。你会跟我们合作的，也许不是现在，但最后肯定会的。我们知道，你是忠于祖国的人，在这点上，我们跟你完全一致，北京站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帮助你们推翻中共，就像莫斯科站帮助你们的同行推翻苏共那样，这样，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对你们构成任何威胁了，不是吗？不会再有反腐败的刀架在你们脖子上啦。其他中国人也能生活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天地中。所以，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呢？比你更高的中共干部也在这里待过，最后，他们总会合作的。难道不是吗，迟先生？没人能不跟北京站合作的，只要我们把这些账单交给中共，你想，他们会怎么做？刚才，我们还给你播放了你的下级--那位田处长、主办科长等等给你送钱的录音。我们注意你已经很久了。要知道，北京站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难道不是吗，迟先生？没有哪个中共干部能在这里撑到底的。”

迟瑞成抬起头，向着灯光，脸颊上的汗水闪闪发亮。他听着这位自称是北京站高级情报官布雷兹的话语，脑袋不由耷拉下去，下巴杵在胸口上。然后，这位布雷兹又介绍起“黄雀行动”，说：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之后北京站便将遭通缉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人士都偷运到了大洋彼岸，从此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布雷兹告诉他，跟北京站合作，是既保险又前程无比美妙的事情。

他说：“迟瑞成，听我说，你是条硬汉子。我们知道，也都看到了。但是，即便是你也撑不下去了，因为，我快失去耐心了。我的同事，”他朝身边的那位年轻的欧美人点点头，“乔治也已经疲惫了。和我们北京站一起工作的，”他向那两个日本人点点头，“还有东京站，他们早就不耐烦了。亲爱的迟瑞成，我想你也知道，中共对于证据确凿的大贪官是不会有任何仁慈的大赦的。如果再不合作，我们只能把这一切提交中共的纪委了……”

到了下午，迟瑞成终于崩溃，录音机的磁带卷轴一直转动着。

北京站的招募工作又一次顺利结束了。

日本警车载走迟瑞成后，布雷兹、乔治和东京站的两个情报官疲惫地站起身来，他们身体僵硬，然后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舒展起紧张的肌肉来。负责录音的日本人把头上的耳机摘下，把录音带倒回原来的位置。布雷兹向乔治示意，他俩走向隔壁的房间，里面桌边围着两个日本人，一台复杂的摄像装置摆在桌上，墙边放着播放监控录像的大型投影屏幕。然后，操作员控制着按键，技术员嘴里叼着烟，眉头紧锁，专注看着屏幕。每当他认为效果不够好时，就向操作员做个手势，操作员便按他的指示回放，再操作设备修饰起播放效果来。

布雷兹看后，命令起来：无论是录音还是摄像，都要尽快制作成若干份，呈北京站和归档，再分送情报局各部门头头，尤其要尽快送负责情报分析工作的局情报部主任，局情报部是不会放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最后这一切还要盖上标明最高保密级别的印记。午后刺眼的阳光把东京的街道烤得滚烫。夕阳西下，阳光慢慢变成暗淡的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