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的发动机究竟是什么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永远都不必感激他们的仁慈，因为这只是出于他们的自爱，更不必诉诸我们的所需，因为我们不过是在被他们利用而已。

亚当·斯密(Adam Smith)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

自由市场是万能的——这个思想在亚当·斯密看来，显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初期。不过从此之后，怀疑和指责便纷至沓来。这些指责也并不新鲜。早在1848 年，卡尔·马克思就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从苏联到现在的朝鲜，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为众多国家所采纳，但其结果却大同小异——物质短缺。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多数国家最终都陷入困境。当然，人口增长的压力也是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即使是某些在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国家，比如说中国，也重新建立起新的市场经济体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坚持市场经济的国家却一直在稳步向前。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自由市场是以追求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承认的是：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无论是软硬兼施还是威逼利诱，人类行为还是取决于其个人动机。人们自由地去改善自身经济条件，这将有助于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亚当·斯密已经认识到，因物物交换而实现双赢的自由贸易将是不可替代的趋势。无论是一辆新汽车，一台新计算机，还是一张电影票，只有买家认为其价值要高于价格，卖家认为其价格高于价值时，交易才能成功。

尽管成功的例证比比皆是，但在那些富裕而自由的国度里，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政界精英，依然有很多人对自由市场满腹狐疑。在美国，政客们召开听证会公开谴责石油公司，指责他们大肆掠夺顾客，他们主张采取油价控制政策，或是对石油公司的赢利征收高额所得税。新闻媒体则气势汹汹地谴责“企业的贪婪”，并大声疾呼：避免更多的大公司变成新“安然”的唯一方法，便是紧紧抓住政府管制这根大棒。普通民众更是怨声载道：在居高不下的医疗价格背后，制药公司是在通过剥削大众而获利。

作为这一观点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之一，《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 以其精辟的论述掀起了轩然大波，该书的销量超过百万册。在这本书中，作者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 和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Dubner) 揭示了弥漫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种种“迷茫、混乱和彻头彻尾的欺诈”。显而易见，对企业的质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令人关注的主题。在他们的眼里，医生、葬礼承办人以及寿险代理人这样的所谓专业人士，无非是一群不法奸商，他们只不过是通过诱骗顾客而牟取暴利。于是，他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你能想到，很多专业人员只是在利用手头的信息侵害你的利益，那你就对了。”两位作家甚至把房地产代理商比作三K 党党徒。在他们的世界里，几乎每一个人，从教师到柔道运动员，再到政客，都是骗子。无论是列维特和都伯纳，还是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 ，很多畅销书的作者都发现，大多数顾客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犯罪。

但是自由市场经济难道真是在以榨取消费者为生财之道吗？难道美国经济真的就是一个混乱不堪的霍布斯式(Hobbesian ，霍布斯主义，用来形容一种无政府状态。——译者注) 大染缸吗？难道美国的生意场真的是一个鼓励我们成为骗子的战场吗？难道从大企业的CEO 到街头汽车零售商，真的都以牺牲顾客利益来获利吗？

我曾研读过无数经济学论著，但遗憾的是，本书的观点很难与这些经典著作相吻合。诚然，有些人的确喜欢撒谎或骗人，但这不过是人的天性而已。然而，市场中的这种事情绝不是制度造成的。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少之又少。安然的后面是成千上万、规模各异的美国公司，他们循规蹈矩，公平竞争，在想方设法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为自己创造利润。至于汽油价格为什么会在自然灾难来临之前屡创新高，我们的经济中为什么会存在垄断，以及酒吧、餐馆中的酒品为什么这么贵，其背后都可以找到令我们信服的原因。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比“企业的贪婪”复杂，所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自由市场是有效的。

这恰恰反映了自由市场最大的优势——它激励所有人都诚实守信。顾客不喜欢被人欺骗，一旦发现上当，他们就会另寻卖家。无论是大公司，还是私人小企业，只要能公平地对待自己的顾客，他们就会发现，满心欢喜的顾客会再次光临，于是，他们的财源便会滚滚而至。

对于商家来说，声誉丧失是对他们欺诈行为的最大威慑，而这一点恰恰被自由市场经济批判家忽略。当一个企业承认欺骗之时，其最大损失就是丧失信誉，而不是政府的罚款或官司。因此，即使不受到犯罪指控这样的威胁，公司股东也会有足够动机，去敦促他们的管理者和会计师诚实做人、诚信做事。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众多企业都在挖空心思，希望能凭借自身信誉找到新财源。著名的互联网拍卖网站eBay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采用匿名方式，但卖家仍可以通过顾客交易评分在网上打造信誉。研究表明，良好的信誉可以让eBay 的卖家抬高商品价格。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线销售，还是临街叫卖，诚信都会带来商机。

不仅在生意场如此，在任何一个领域里，信誉都能促使人们诚实守信。这在政坛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要知道，除了企业高管，政治家也许是最受公众尊重的职业之一。在传统观念中，政治家无不屈服于资助他们再次当选的那些“特殊利益群体”。但是，政客们真的甘愿把拉选票的希望放在这些资助者手中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岂不是会看到：即将退休的议员，肯定要和自己的赞助人分道扬镳吗？既然不再参选，他们自然也就不再需要这些赞助人的资金支持。

然而，这并不是现实。无论是捐献伊始，还是行将结束，甚至是在最后一届任期内，政治家们的参选方式几乎都始终如一。难道是这些政客发自内心地坚持自己所支持的“特殊利益”吗？如果一个密歇根州议员坚定不移地支持汽车业，并不是因为来自那里的竞选捐赠，而是因为他坚信，汽车业就是美国未来的命脉，这样的观点真的那么不可思议吗？

在讨论竞选融资这个问题时，大多数观察家都在捶胸顿足地哀叹：花在政治上的钱“太多”了。但是他们对真正关键的问题却避而不谈：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个人和利益群体，愿意把越来越多的钞票抛进政坛呢？答案很简单：政府支出规模日趋扩大。他们之所以愿意投入这些资金，无非是想影响政府支出的方式而已。

于是，这又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是什么导致美国政府规模飞速膨胀呢？你也许不相信，女性选民的投票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砝码。正是因为女性获得了选举权，这才导致美国政府规模扩大了1/3 。

让企业收取更高的价格，让公司和政治家诚实守信，让政客们坚守自己的选举之道，这些被曲解的动机往往会促使人们更多地寄希望于政美国府管制。今天市场的效果看起来越来越不明显，于是，人们要求美国政府去干预市场，纠偏查错，“惩恶扬善”。美国政府的参与却雪上加霜。从竞选融资法，到管理专业人员注册的法案，美国政府的种种管制无一不在阻碍着自由竞争。事实上，这些管制大多只能反映美国政府本身的固有动机。比如说，由于美国政府经营的企业更关心市场份额，而不是利润，因此，与私人企业相比，他们更有可能鼓励掠夺性的定价。

“犯罪”是本书另一个独辟蹊径的话题。罪犯和其他所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决策都以某种动机为基础。分析这些动机，可以告诉我们哪些政策更有利于打击犯罪。这种方法将有助于解释曾令无数犯罪学家倍感困惑的问题之一。为何20 世纪90 年代犯罪率直线下降？答案源于一系列政策的组合——死刑的频繁使用，逮捕率的提高，再加上枪支携带法的推广。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却是那些毫无成效的政策，比如说，枪支控制法和“破窗”式警务执勤法［Broken window， 源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齐巴杜(Philip Zimbao) 在1969 年进行的一次社会实验，此后，经济学家吉姆斯·威尔森(James Wilson) 和乔治·凯林(George Kelling) 提出了“破窗理论”。该理论的内容是：假设一座楼房上有一扇窗子破了，如果不及时修补，很快，所有的窗户都会被打破。这种混乱甚至会殃及对面的街道，使之成为犯罪的滋生地，也就是说，小的问题很可能会成为严重犯罪的征兆点，会像破窗子一样，引发进一步的混乱。——译者注］均收效甚微，而警务部门实施的某些“肯定性行动计划”(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意译为平等雇佣政策，美国政府为了纠正以往的招聘活动中雇主在人种、性别和年龄等方面的歧视和偏见而采取的行动，提倡就业机会均等。也被翻译为“反优先雇佣行动”和“反歧视行动”。——译者注) 甚至适得其反。但是与《魔鬼经济学》一书中广为接受的观点相悖的是，

合法堕胎并不是导致20 世纪90 年代犯罪率大幅减少的首要因素。相反，本书则告诉我们，随着非婚生子女数量的增加，堕胎导致犯罪率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