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透过舷窗，望着勒阿弗尔的闪烁灯火时，我发现自己对眼前的景象一无所知。对我来说，法兰西是个模模糊糊的抽象概念，是个一直存在于想象中，却从未真正触碰过的国度。我迫不及待地想上岸去，可同时心里充满了疑惑。

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我长大的地方，法国的声誉可不怎么样。尽管我那位身量高挑、不苟言笑的爸爸（“大个子约翰”·麦克威廉斯）从没去过欧洲，一个法国人也不认识，可他喜欢说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全都“性格阴沉”，“举止卑鄙”。我倒是认识几个法国人，可她们几个都是老师，全是怪里怪气的老处女。死记硬背地“学”了几年法语之后，我一个法语词儿也不会说，也听不懂。更有甚者，拜《时尚》（Vogue）杂志和好莱坞大片所赐，我怀疑法国人尽是些甜腻腻嗲兮兮吹毛求疵的主儿——女人们过分讲究，梳着精巧的发型，都是招人讨厌的娇滴滴小东西，男人们全是阿道夫·门吉欧（Adolphe Menjou，1890.2-1963.10，美国男演员。——译者注）那种类型的，喜欢捻着小胡子，调戏女孩子，整天思谋着怎么欺负美国乡下人。

而我是个加州人，身高六英尺两英寸，“芳龄”三十六，大嗓门儿，嘻嘻哈哈，大大咧咧。从眼前舷窗看到的法国，就像个巨大的问号横亘在我面前。

美国号慢慢地驶进了勒阿弗尔港。战后的残迹随处可见：巨大的起重机、成堆成堆的砖头、炸毁的断壁残垣，还有锈迹斑斑、半沉没的废弃船只。拖船把我们推向码头，我倚着栏杆，朝船坞上聚集的人群里看去。一个魁梧粗鲁的男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有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嘴角斜叼着一支燃着的纸烟。他正在冲某人大叫大嚷，一双大巴掌在脑袋顶上挥舞着。这个搬运工像头快活的大熊，大笑着往周围抛着行李，完全没注意到我在看他。他凸凸的肚皮和宽厚的肩膀包裹在深蓝色的工作服中，多有魅力的色泽啊；他身上有种率真质朴的气质，看了真教人开心，我的焦虑慢慢缓释开来。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法国人，我对自己说。他可不像阿道夫·门吉欧。感谢老天爷，这个国家里也有有血有肉的人！

清晨七点，保罗和我上了岸，我们的行李也过了海关。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干坐在一边，抽烟打哈欠，把衣领竖起来，抵御毛毛雨的微寒。终于，一架起重机把我们天蓝色的大别克旅行车（我们亲昵地叫它“蓝光”）提出了船。别克车挂在吊索上，在高空中晃悠了几下，然后被放落在码头上，触地的时候车身跳了两跳。一群技师立刻围了上来——他们头戴黑色的贝雷帽，身穿白色的屠夫式围裙，脚踏着巨大的橡胶靴。他们给“蓝光”加上机油、汽油和水，挂上外交牌照，然后把我们的十四件行李和半打箱子毯子胡乱堆在车上。保罗给了他们小费，然后去重新摆行李，免得挡住后车窗。他对行李摆放要求高着呢，而且特别擅长干这个，跟个拼图高手似的。

待保罗收拾完，雨渐渐停了，大块大块的蓝天从灰色云层中露出脸来。我们挤进车子前座，把宽宽的、隆隆作响的车头对准东南方，朝向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