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笼罩了巴黎。西岱岛（?le de la Cite）上的公园里，嫩绿的小草冒出头来，婆婆奶奶们带着钟爱的新生婴儿和咋咋呼呼的保姆露面了。河畔，驳船一个挨一个地拴在一起，缆索上晾满了白床单和短袜。妇人们把粉色的内衣拿出来晾晒缝补。渔夫们闲坐着，把脚浸在河水里，拿贻贝当零食。猫儿米奈特开始叫春了。它从窗户跳到屋顶上，嗷嗷乱叫，在楼梯上上窜下跳的，跃到我膝盖上然后又蹦下去，再卧在毯子上继续嚎叫。兽医告诉我，米奈特哪里是什么杂种猫，它是个稀有的西班牙品种，叫做特里克莱（le tricolaire），我高兴极了。它狼吞虎咽地大嚼我们摘回来的金合欢的时候，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儿，叫做米奈特?合欢?麦克威廉斯?查尔德。

四月初，我妹妹多萝西到了巴黎。她有六英尺三英寸高（我是六英尺二英寸），在家的小名是多特。她是多特-沃特，或者沃特夏；而我的则是茱莉亚-噗莉娅，嘴下不留情的时候，我就变成了朱克-噗克。（不知为何，我弟弟约翰没有小名。）多特刚刚从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毕业，名花无主，也不知道这辈子自己该干嘛。所以我叫她到巴黎来跟我们同住一阵子，用不着付房钱。不管哪个精力充沛的美国丫头听见这个邀请，心里都会乐开花的，于是她跳上第一班船就来了巴黎。

多特来81号的第一天，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才不管自己法语有多烂，抓起电话就给商店打电话：“腻豪！”她大声说道。“请温，腻们几点馆门？……鞋鞋！”

多特比我小五岁，比保罗小十五岁。说实话，她和我并不算太亲近，刚到巴黎那几天，我觉得我对伊莲的了解恐怕比亲妹妹还多。但多特待得日子越久，我们就越加亲密起来。

巴黎人对这个“高个子美国姑娘”很有好感，喜欢她那不顾一切想要跟人交流的劲头儿。有时候，她的法语会闹笑话。比如，有天她跑到理发店去，想去洗洗头，然后修剪一下头发。于是甜甜地问道：“Monsieur, voulez-vous couper mes chevaux avant ou après le champignon?”发型师一脸不解地看着她，坐在那儿吹头发的姑娘们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多特一本正经想问的是：“先生，是先剪头发再洗呢，还是洗好了再剪？”结果变成了：“先生，是先剪马匹再蘑菇呢，还是蘑菇好了再剪马匹？”

她花了一千一百美元买了辆小巧玲珑的雪特龙车子。车是黑色的，四个座位，装着小小的发动机。她爱极了它，可买回来第二天就出了毛病。那天下午六点钟，车子的电路短路了，当时正赶上高峰时段，而且就坏在协和广场的正中央，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引起了一场交通阻塞。晚上终于把车子弄回家之后，可怜的多特气得直哭。我们温言安慰她，跟她保证一切都会没事的。常给我们修车的师傅把这小车检查了一遍，很快多萝西就又开着它到处闲逛，去找找工作，和那帮旅法的年轻人出去玩到深夜。

6月25日，邦比?海明威迎娶了帕克?惠特洛克。

邦比时年25岁，身量不高，满是肌肉，一头硬扎扎的金发，一张轮廓鲜明的面孔，浑身有种户外的气质。二战期间，他在战略服务处工作，跳伞降落到敌后，去组织情报人员团队。德国人抓到他好几次，可他每回都成功逃脱了。如今他在柏林，为美国军方的情报机关效力。婚礼之所以选在巴黎举行，是因为他没时间回国去结婚，而且他的母亲和继父在巴黎。而且，这儿是巴黎啊。

帕克是个坚强又漂亮的爱达荷姑娘，皮肤黑黑的，身材高挑纤细。她曾经在联合航空工作。她的前夫惠特洛克中校是个飞行员，在对德战争中牺牲了。1946年，她和邦比在爱达荷的太阳谷（Sun Valley）相遇，从那时起邦比就开始追求她。他俩在巴黎没有熟人，所以我当了伴娘，保罗和多特负责迎接宾客。

婚礼在贝里路（Rue de Berri）上的美国教堂举行，就是在这儿保罗赢得了“教堂猿人”的外号。主持婚礼的牧师是约瑟夫?威尔逊?科克伦（Joseph Wilson Cochran）。1926年4月查理和弗蕾迪在同间教堂结婚的时候，也正是他主持的婚礼。这次完美的庆典办得自然质朴，恰如莫勒夫妇的为人。宾客接待处颇有些拥挤，来宾里有作家艾丽斯?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旅居巴黎的著名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同性爱人兼助手，她自己也是作家。——译者注），这是个身材娇小的怪异妇人，穿着平纹布衣裙，带着一顶软塌塌的帽子；还有西尔维娅?比奇（Sylvia Beach），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的店主。（海明威老爹没有出席。）天公作美，几缕薄云飘在澄澈的蓝天上，杜伊勒里花园里玫瑰盛开，满眼都是碧绿和明黄。下午末了，我已经沉浸在醺醺然的气氛中：草莓、樱桃、香槟、白兰地、蒙巴齐亚克白葡萄酒（Monbazillac）、蒙特拉谢白葡萄酒（Montrachet）、卡尔瓦多斯苹果酒（Calvados），身上也沾染上了星星点点的青草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