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自费到美国的目的也许是想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亲眼看看美国到底如何强大，为什么强大了这么多年，诀窍在哪里（见我的散文《魂断罗湖桥》）？但大家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台海危机持续发酵，中美对抗一触即发，江泽民即将访问美国，朱镕基推动的改革遇到阻力，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甚嚣尘上……我这个在国内就是愤青的人怎么能够坐得住？又如何能够冷静下来进行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那两年，我可以说是拼了老本儿在捍卫中国的尊严，有记载的就包括我和美国国防部将军们、中央情报局外围研究人员、台湾“国军”访问学者、来访的陈水扁（当时的台北市长）等讨论和争论的记录，我听到任何一个非中国大陆人在我面前批评、攻击中国，就会毫不犹豫地跳起来，根本不管他们是善意还是恶意，也不管他们的攻击和批评是否有道理，总之，中国人的事，我们会处理好，不用他们管。我用我有限的知识，与他们抗争，经常搞得面红耳赤，很多时候是不欢而散的。

当时就有几年前来美国的华人朋友婉转地劝我：小杨（那时我还是小杨呀），你不是公派，也不是拿人家的钱，却在一个研究机构为中国政府声嘶力竭地辩护，你是何苦？你也不觉得累？你看看周围的华人，有几个像你这样？你现在是在美国，赚钱要紧。再说，你今后还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何苦和美国人作对？你不害怕吗……

华人朋友说这话，现在的愤青朋友可能不理解，要知道，一个中国人到外国，首要问题是生存，而我当时在研究机构里是根本无法赚钱的，如果没有资助（例如来自政府或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或者一些NGO），任何人都不会傻到在研究机构混。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台海关系最紧张的1996、1997两年里，整个华盛顿最有名的研究智库，像我这种大陆来的中国人就我一个，找不出第二个。当然也有一些公派的、拿着大陆纳税人的钱过来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大多在为自己打小算盘，很少有我这么积极的。

可我乐此不疲，也不害怕，为什么？第一，我觉得有意义，因为我在为祖国辩护，就像我当时在国内做的一样，浑身是劲。第二，我有愤青的激情和热情，我是愤青我怕谁？当然我得承认，在世界反华的大本营——美国为中国辩护，确实是很辛苦的，加上我的知识有限，水平不高，那场景可想而知了。可我还是像堂吉诃德一样，充满激情，于是，在华盛顿离白宫只有一条街道的办公室里经常上演一位愤怒的中国青年舌战美帝将军和学者们的场景。

现在，我早已经过了愤青的年纪，也不再是当年的愤青了，但我始终认为，愤青心中那股憋不住的爱国热情和对一些自认为邪恶事物的愤怒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们的问题是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爱国。

在美国，我找到了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

和现在的愤青一样，当时的我听到那些批评中国、说中国不好的话，总要跳起来辩护：也和现在的愤青一样，都或多或少受到知识和经历的局限，经常结结巴巴甚至理屈词穷。例如，我现在写文章针砭中国时弊，总有愤青过来叫骂，其实，我的文章当然有不足之处，由于经常是在飞机火车上一蹴而就，漏洞很多，有些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有些人如果知识积累多一点，经历再丰富一点，很可能对我言传身教一番，我也会虚心倾听。可是，所谓愤青也就是只知道愤怒而不懂得讲道理的，在他们那里，爱国、爱党和热爱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被烧红的烙印硬生生的烙在了当时还没有发育好的大脑里，使得他们自小就认为尿布里渗出的都是真理。

这在中国目前还行得通。例如在当今网络上，愤青们仍然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大多网站和论坛管理员一般不会删除愤青的帖子，要删，也是删除那些激起愤青愤怒的帖子。

可是现实不是网络，特别是在美国，当一名愤青可不那么容易。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发现不分青红皂白地为中国辩护不但让我感到力不从心，而且美国人也对此失去了兴趣。不过，美国人可没有失去批评和攻击中国的兴趣。所以，作为愤青，我还得愤怒，还得战斗。

好在，我很快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不再干巴巴地为中国辩护，而是以毒攻毒，转守为攻，主动批评和攻击美国！

一旦找到了突破口，简直是如虎添翼。说实话，为中国辩护我力不从心，但批评和攻击美国我则是得天独厚，很快我所受的教育就派上了用场。从此以后，当美国人批评中国人权的时候，我立即攻击美国的人权——呵呵，想起来，我比咱们的外交部长更早地使用“美国的人权也不咋样……”这样经典的句子。

当然比起国内的愤青，我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我在国内外的经验都丰富，体制内、体制外都混过，对美国的社会也有不浅的认识，加上我拿得起，放得下，心无成见。静心比较一下，我确实可以找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的弊端和弱点。例如，虽然我承认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完美的一种价值观，但对于他们向世界各国推行这种价值观的方式方法，以及那种让全世界都以我为中心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派我很不以为然。记得当时我曾经指责美国人在处理其他民族文化和宗教问题上过于简单，有时又偏激，并直言这样会引起极端主义的报复。美国人都是一笑置之。可是，我就感到很紧张。于是，找个机会把儿子从华盛顿送到澳大利亚。结果，在送走后的第二年，在我华盛顿住处窗口外边，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在五角大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