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马寺译经

关于白马寺的命名，有不同说法。一说是为了感念驮着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和佛经佛像而来的白马。另一种说法更神秘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之时，所有寺庙无论规模、官私、远近，一律捣毁，只有招提寺还没来得及破坏。一天夜里一匹白马绕着寺中高塔悲鸣不已，当地的官吏立刻禀报了太武帝。于是太武帝停止了破坏寺庙的行动，并把招提寺改名为白马寺。这无疑只是个传说。但北魏太武帝的灭佛，的确值得玩味。他在登基之初，跟他的祖父、父亲一样，常与高僧往来。《魏书·释老志》记载，在佛诞日百姓举佛像游行于都城通衢时，他”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即使有经济、军事所需人力财力的考虑，有寇谦之、崔浩出于个人信仰或利益的煽风点火，禁绝佛教也是太极端的举措。不禁想起了巴米扬大佛，古时西域梵衍那国匠人的杰作，晋僧法显和唐僧玄奘在各自的著述里都提到过它们。但在2001年3月，两尊宏伟绝伦的大佛经过塔利班数日的狂轰滥炸，只剩下一堆残骸。尽管可以明白这种行为的动机，却永远无法理解玄奘笔下”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的西域故址，怎么就容不下几尊宗教、艺术的历史遗赠，何况这种历史先于他们存在？

还是回到白马寺吧。这座寺庙坐落在洛阳雍门外三里的御道南面。据说寺庙的形制仿照的是印度祗园精舍。两位印度高僧在此礼佛度徒、诠经传灯，白马寺也成了中国佛教的”祖庭“、”释源“。最初的佛经典籍都是以梵文写成，那时还没有小霸王学习机，学外语对中国人而言基本上就是屠龙之术，难学而无用。想吸引信众参禅礼佛，就要把佛经翻译成汉人读得懂的文字。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清凉台开始着手翻译佛经，并在白马寺翻译出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汉译佛经——连金庸小说《鹿鼎记》里的男主角韦小宝都认得出的《四十二章经》。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交流之初是最困难的，日常交流可以指物喻意，可一开始就要将最玄妙高深的法旨用另一种文字说出来，初次译经的艰苦可想而知。

文化使者纷至沓来

时至今日，白马寺山门内的东西两侧围墙之下，还有传说是两位法师的墓葬，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印度和尚墓。两位从大月氏万里迢迢来到洛阳的天竺和尚圆寂之后，西域僧人不断前来，继续佛经的翻译，并开始在洛阳讲经，白马寺逐渐成为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和活动的中心。他们大都沿着丝路上商人的步履前来。

公元148年，东汉桓帝建和元年，来自安息的僧人安世高踏上了都城洛阳的土地，开始了一段西域僧人频繁活动的时期。安世高原本是安息国的太子，为了宗教信仰而放弃了王位。从这点看，他有着与释迦牟尼同等的悲悯心。在洛阳的二十余年里，他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经书，与《四十二章经》一样，多为小乘佛经，算得上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而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在桓帝末年云游到洛阳，在灵帝时译出《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等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是大乘佛学的重要翻译者。同一时代的还有来自天竺的竺佛朔，来自康居的康孟详等。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事业在西域僧人的忘我工作中逐渐兴盛起来。

也许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些西域来的僧人以他们的国家作为姓氏。释道安之前，出家人还是用的俗姓，外国僧人则以国名为姓，安息人姓安，大月氏人姓支，康居人姓康，姓竺的自然是天竺人。开始的中国僧侣随天竺僧人学经，也随师姓，成了竺姓的一员。这些从事佛经翻译的人，有的还做了中国的公务员，比如东汉末年安息商人安玄，立了军功被封为骑郡尉；三国时的西域僧人支谦，被孙权拜为博士，指导自己的太子孙登。

那时的翻译情形十分有趣，大多数时候西域法师需要一位通晓两种语言的中间人初步翻译，再由汉人助手写成译文。有时高僧们对所翻译的经文作出解说，有时解说会跟正文混杂在一起，有时翻译仅凭记忆，并无原本。这种集体工作后来成了佛经翻译的标准模式，直到近代还被林纾用在翻译外国小说上。

单方输入只能称之为文化倾销，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汉人中第一个登坛受戒的出家人朱士行，也是第一个前往西域取经的汉僧。朱士行在洛阳钻研《小品般若经》，总觉得译文删略太多，发愿到西域寻找《大品般若经》原本。曹魏甘露五年，即公元260年，他从雍州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阗。朱士行没有向导，初行西域的艰辛难以言喻。于阗是天山南道的东西要塞，也是佛教东渐的西域重要中转地。朱士行抄录的《大品般若经》梵本足有六十万言，他让弟子弗如檀把经书送回洛阳。282年，弗如檀回到洛阳时中原已经是晋朝天下。朱士行八十岁那年在于阗圆寂，于阗人给他的遗骨盖了一座佛塔。穿越广袤不可知的西域求取真经，这个坚强的沙门最终长眠于斯。

有时，一点儿人间烟火，就能让时光回到汉明帝那个金光缭绕的梦境。求经回来的蔡愔告诉明帝，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就有僧众聚集瞻仰佛舍利。为了弘扬佛法，明帝下令正月十五夜晚在皇宫、寺院”燃灯表佛“，燃灯的风俗因此在中原扩大。咽下一口水磨汤圆，也许我们可以记起，是西域传来的佛法使上元佳节的华灯万点燃得更广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