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走下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楼梯，踏上东德领土时，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生活。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股味道将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伴我左右。我低头闻了闻自己的滑雪衫，对卡勒说：“我的衣服也沾上这个味儿了。” 我们两个都笑了。乘着民主德国国家铁道部的火车，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东德。

这里虽然没有西方那种五光十色的繁华，但一贯对消费社会抱以鄙视态度的我并不感到遗憾。不仅是共产主义理论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那些宣传反共思想的敌方言论也把我推向共产主义：在东德买不到香蕉，在东德买一辆汽车要等上十年――与那些“大问题”相比，凡此种种在我看来实在是不足挂齿。在这里，掌握政权的不是昔日的纳粹余孽，而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东德的环境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之前我曾经对东德做过一周访问，当时是和代表团随行，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即民主德国的共青团组织――为我们这些西德同志安排的活动。

火车站的报亭挂着《新德国》，还有共青团办的杂志《青年世界》和《新柏林画报》。“幸好这儿没有《图片报》！”我说。卡勒点点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1968年反对《图片报》的游行示威，没能加入高喊“打倒施普林格 ”的愤怒人群。但我们却读过君特 瓦尔拉夫 的《头版头条》。作家瓦尔拉夫以通讯员的身份化名潜入《图片报》编辑部，揭穿了媒体的谎言；我们也熟悉海因里希 伯尔的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书中无辜的女主人公正是被一家类似《图片报》的媒体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自由在我们眼中并没有多少价值，“报禁”也被我们视为一种进步。

为了避免西德的边防警察找麻烦，我们没有把路线指示写到纸上，而是记在了脑子里。从火车站出来沿弗里德里希大街右行，然后在菩提树下大街朝右拐，便可径直来到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总部。我们找到了菩提树下大街36至38号的一栋五层的钢结构建筑，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眺望勃兰登堡门。拥有两百万青年团员的庞大组织就隐藏在这栋办公楼的窄门后面。楼里的接待大厅小得就像是牙科诊所的门廊。一位身材肥胖、穿着灰绿色制服的民警亲切地招呼我们，答应说马上“通报”，一边拿起电话听筒低声咕哝了一句。

紧接着进来两个黑人。这两位非洲同志也许是我们未来的同学呢，我心想。胖民警马上声色俱厉起来：“请二位出示‘旅行证明’！”他本可以用国际通用的“护照”一词，这样的话那两个黑人朋友就不至于摸不着头脑了。见他们没有反应，民警提高嗓门嚷起来：“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拿证明，快点！”见此情景，我自告奋勇要给他们充当英语翻译，不料那位民警训斥我说：“请不要多事！”

卡勒和我面面相觑。我们心照不宣地想到了同一样东西：种族主义――难道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搞种族歧视？这可不符合我们的世界观。在我们的概念里，种族主义是独属于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民警终于允许非洲客人坐下，他自己则扬长而去。我不由抱怨道：“怎么让这样一个人在团中央工作！”

卡勒说：“他今天大概心情不好。”

这句简单的解释更让我恼火，我还有比这更好的解释呢：“列宁早就说过：改变经济制度是容易的，改变人的意识却很难，需要几百年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担负起党的领导职责。”如此一来，完好无恙的社会主义世界又在我们心中重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