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身体畸形的婴儿出生，千百万孩童的心灵受到创伤，”素兰继续说，“他们全都是美国发动的生化战争的牺牲品。战后，越南的癌症发病率从原来的增长到了9%！”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素兰不是第一次说出这些数据了。但美国对这个小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是毋庸置疑的，连美国国内的批评人士都对此予以猛烈抨击。我眼中的素兰是个女英雄，她让我更加坚定了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经过了多年为越南的解放而游行呼告之后，这天晚上，我们在胡志明市成为了被万众簇拥的英雄。一家影院门口悬挂着红色横幅，上面写着“与联邦德国的青年战士紧密团结！”。越南青年们整装列队，专注地聆听我们西德团中央主席的发言。掌声经久不息。狗子和我恍若回到了威廉 匹克青年大学，只不过这一次是接受鲜花和掌声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紧接着，轿车把我们送至一个建有木制茶室的庭园。见我们走进茶室，在此恭候的三位美丽的越南女子开始优雅而殷勤地为我们斟茶。她们分别穿着三种不同颜色的丝质长裙，裙子紧贴着凹凸有致的身材，更显得楚楚动人。这三位侍女能说一些简单的英语，但要与她们进行交流还不大可能，而且带我们到茶室来的目的也不是要做采访。团中央书记沃纳是个立场坚定的同志，他绝不会趁机做出什么违背原则的事情；我自己当时也太过懵懂，并不了解个中意味。后来看到其中一个穿着猩红色长裙的女子和狗子一起坐进了车里，我这才联想起狗子和桑迪在青年大学宿舍里度过的那些夜晚。

第二天早晨，心中还在挂念桑迪的我向狗子问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事。狗子支支吾吾地说：“你没感觉到吗？越南同志们对友谊特别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南在国际上的处境很孤立。他们可能觉得，如果对我们盛情款待的话，日后我们就能为越南多做些事情。”

《活力》编辑部对我撰写的有关越南的报道大为赞赏。我在文章中塑造了一个引人同情的年轻女子素兰，她先是深受迫害，后来又成长为一名勇敢坚定的女战士，这正迎合了我们杂志在舆论宣传方面的需要。之前《活力》上刊登的故事没有一个是关于越南的，统统都是某个易于年轻读者接受和认同的本国英雄。

不久之后，我被召回位于多特蒙德的《活力》杂志总部。编辑部与劳工青年团中央合用一栋办公楼，它属于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庸俗肤浅的资产阶级生活早已被我抛开，我的梦想是在这里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组织部的同志又一次提醒我说，作为职业革命家需要终身奋斗――“生命不息，革命不止”。这对当时血气方刚的我来说可谓正中下怀，有了这个目标，我的后半生就有了一个无比瑰丽的前景。我喜欢写作，喜欢采访各类人群，而《活力》需要的也正是我这样的人才。我知道，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随时都要准备接受党组织安排的其他任务。党指派我到哪里，我就必须去哪里，这一点我无条件接受。如果上级派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去为党的竞选事业工作，我也会欣然接受，因为这同样也是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能够留在“斯大林主义的米老鼠”的身边，也就是做一名《活力》编辑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专职干部挣的钱非常少，他们的工资水平必须“与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当，而且这个工资水平的制定基础很可能是五十年代的统计结果。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