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共产主义政治理念传播给更多的青年人，《活力》总是想方设法地吸引读者。党的机关刊物出版社始终对杂志的印数守口如瓶，为的是“不让阶级敌人打探到我们的内部情况”。显然，出版社对“阶级敌人”的理解相当宽泛，因为就连我们这些《活力》的编辑也不知道具体印数。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使在销量突破几万的情况下，所得收入也不足以支付印刷费用和职员工资。

我们的杂志从来不接广告，按上级的话来说，就是“绝不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的企业”。我们的广告客户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自己人”，比如鲁拉国营钟表厂、佐鲍全民所有摩托车厂等等。不过这些东德企业对杂志的市场业绩并不感兴趣，他们根本不相信能靠做广告的办法来提高产品销量，而他们发布广告的目的也不过是对《活力》友情赞助而已。“总不能提着满满一袋子现金翻过柏林墙吧！”几个团干部开玩笑说。而最常讲这句话的恰恰是那些真的携带现金跨越东、西德交界的同志。把所有的赞助资金都塞在塑料袋里偷运过来确实不太现实，总得有一部分资金是以合法面貌出现的，比如通过在《活力》上刊登广告等等。

和商业性杂志不同，《活力》并不会直接面临必须提高销量这样的市场压力。尽管如此，为了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我们还是不断挖空心思地搜寻各种炙手可热的素材。

虽然联邦总理科尔许下的“每个青年都可以得到学徒机会”的承诺被证明的确是空头支票，但就连最忠实的读者也对“揭穿科尔谎言”这样的文章感到乏味。

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建议：采访一个因为找不到实习机会而被迫出卖肉体的女孩。编辑部的其他同事们听了我的主意后也大为振奋。资本主义社会的毒瘤――色情业，再加上被信口雌黄的政治家推入深渊的女毕业生，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有噱头了。

说干就干，我开始在法兰克福火车站附近逡巡调查。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我深入妓院、酒吧和脱衣舞场。令我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一份共产主义青年杂志上尽情倾倒自己的苦水，发泄对科尔的深仇大恨。“滚远点，你这个下贱胚！”是我收到的最多的一句问候。不光如此，我们的杂志社也没钱支持我做这样的调查。

后来我急中生智，改变了策略，把自己假扮成一个嫖客，而不是一上来就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个方法果然很奏效，我终于得到了和那些女孩们攀谈的机会。她们中有些人曾经学过糕点制作或者美容美发，不久后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而纷纷改行做起了妓女；另外一些人则压根就没有尝试过职业培训。我还注意到，有几个女孩是“白粉”爱好者，她们之所以出卖肉体是为了能继续吸毒。采访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典型：女，16岁，本想规规矩矩找份工作，嫁为人妻过平常日子，结果却上了科尔的当，到头来不得不做起了低贱的妓女。也许在红灯区或者西柏林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反正今天在法兰克福是没戏了。

通过熟人的介绍，我找到了一个已经金盆洗手的妓女。她倒是乐意接受我的采访，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把她的真实姓名隐去，而且不能刊登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