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向她坦言这是我的第一次。回到公寓后，我们两个在她床垫上的配合可谓完美之极，仿佛天生一对儿。我和爱莉丝一直折腾到凌晨五点才平静下来。我感觉置身天堂一般美妙，第一次做爱时始终在我脑里挥之不去的那些问题和烦恼，此时此刻都被一扫而空。我沉沉地睡去了。

我对爱莉丝的爱并不像对桑迪那样深切和疯狂。但我和她都互相爱慕，愿意做对方的恋人。我们的性爱是独一无二的。多年后，很多女伴都曾对我的床上功夫赞叹有加。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情爱导师爱莉丝。

一天早上，我从WDR 2台的《早间新闻》里听到这样的消息：苏联电台将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哀乐。这暗示着苏联的国家领导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 契尔年科逝世了。

上班后，我立刻把这个最新消息告诉了办公室里的狗子。他不屑一顾地说：“资产阶级媒体他们那一套蒙人的东西你也信！”

两个小时后，塔斯社证实了契尔年科在一天前已经逝世的消息。通讯社同样报道了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新任总书记一事。按照苏联的惯例，在领导成员逝世一到两天后方可向外界达知。狗子还是一根筋地坚持说，即便如此他也只会传播经过证实的消息，绝不听信谣传、妄加推断。

狗子消失了三个月。临走前他向办公室的人宣布外出时，我们问他去哪儿，他只是讳莫如深地说：“我走了。”“如果有人找你，该怎么说？”“就说我走了。”难道他又去哪所干部学校接受革命再教育了？那样的话他完全可以对我直说啊，毕竟我和他是同学。虽然这种事是保密的，但在干部圈子里也算是公开的秘密。除了那句“我走了”以外，狗子什么也没有说。我不禁纳闷：他是不是又要到东德去？他要去见桑迪？

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后，真相才浮出水面。原来那天夜里，狗子和其他几名同志一起，被一辆经过掩蔽处理的车子送到了施普林湖边的军事管制区。此地距离东柏林只有半个小时车程，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故意绕了远路。这次行动属于绝对机密，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确切的目的地。德国高层领导人圈子里也只有少数几人知道此事，甚至在该区驻扎的人民军队的现役上校也不清楚任何细节。上校接到命令，此区域将作为培养先锋干部的营地，驻守部队须迅速撤离，去完成另一项任务――“如果东、西德之间的摩擦升级，要在帝国主义的后方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早在青年大学读书期间，狗子就开始学习革命武装斗争知识，属于我们当中的精英分子。他在保证书上签过字，发誓不对任何人讲起在施普林湖集训的事――“泄密者将以死罪论处。”狗子之所以作为可靠同志被选派去执行特别任务，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之前在部队服过役，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参加了严酷的训练：钻一条由埋入地里的汽车轮胎组成的地道，而且这条轮胎地道有很长一段是悬在池塘上方；在靶场上练习射击，多年前桑迪曾经赐给他一次学习打靶的机会，而如今他可以连续几周乒乓放枪，军械库里应有尽有，从“卡拉什尼科夫”系列的AK-47到G1、G3，从苏式卡宾枪到Uzi，随他挑选。他必须在短短几周内达到规定的命中率，以便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去执行刺杀“敌国首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