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停顿了一下，为自己辩护说，事实上我没请女人吃过几顿饭，我也只和固定的女朋友上床，而且她们偶尔也请我吃饭。

“闭嘴！”红T恤打断我说，“只有付账时AA-制才可能实现平等的关系。”

一个胡子拉茬的红头发小伙子怯生生地举起手来，得到允许后，他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前面几位女同胞的话。《活力》的记者亚德里安就是个强奸犯！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马上投票表决，把他从这里开出去！”

这时，一个脖子上挂着和平鸽坠饰的女生站起来，她指着刚才那个发言的小伙子说：“这个人昨天在聚会上一直对我图谋不轨，两眼色迷迷地盯着我不放！”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激怒了，很多人都发出嘘声。一个女人喊道：“他肯定还看黄色电影，这个贱人！”

另一个两手挥来挥去，像是愤怒得不能自持，“够了，我受够了！”她说，现在又轮到我们来给男人们当心理医生了，而且还是无偿的。我们还是自己讨论一下，在这些强奸犯们面前怎么保护自己吧！让男人们都出去，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了，我们何必费这个力气？！”

女人们都纷纷表示赞同，接着异口同声地高喊道：“男人们出去！男人们出去！”我和其他男人一起离开了会场。我们在外面的草地上坐下来，讨论女人们说的为什么是对的。其间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狗子和桑迪滚作一团的情景。

没想到，不久之后，我将经历一场更加严肃的审判。我在《活力》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盲目的爱”的文章。在前几次关于苏联的报道中，我一面热情地描绘了苏联的改革现状，一面对当年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在这篇新的文章中，我对这几年来《活力》杂志有关苏联的不实报道提出了批评。比如，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时，专题文章的标题是“忠贞不渝的和平卫士”。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苏联历史学家尼古拉 马斯洛的观点，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只代表官僚机构利益的总书记：“官僚机器在他统治期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直至发展到了不受控制和不负责任的地步。这种极端的行动自由最终导致了国家机器的退化，导致了它在道德上的四分五裂。”

我还针对自己在1985年撰写的苏联见闻进行了自我检讨。在描写新西伯利亚革命英雄纪念碑前的年轻守卫时，我的文章标题是“西伯利亚的学生兵”。现在我写道：“我当时的翻译是个很有勇气的人，她小心翼翼地向我指出在苏联群众中日益增长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使民主进程陷入瘫痪。但我对她的暗示却未予理会，因为这不符合我的世界观。”

让老顽固们恼火的还不光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最无法容忍的是，大资本家的喉舌《法兰克福汇报》刊发了它的节选片段。中央仲裁委员会电话通知我，立即前往杜塞尔多夫的总部报到。作为一个自律甚严的党员，我接受了这次传唤。

一栋高大的楼房矗立在普林茨-格奥尔格大街，从表面上看，这里与那些存放资产和档案的联邦机构并无两样。经过两道森严的铁门，还有目光多疑的守门人的仔细盘查，我得以进到楼里。一个五大三粗的年轻工作人员把我带入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这里同样是铁门把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