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今天又碰到，我也早忘了。还好许大姐忘了介绍，要不我们都会尴尬的。”

我和雨山隔着过道坐最后一排。只要一转脸，我就能瞅到他的忧郁、苍白和瘦削。听和他同来的同学说，他来校，只带了姐姐给医院洗被单得来的一元钱。在家里，他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然而，他没有申请助学金。我是班长，必须关心有困难的同学。我给了他一张申请表格，他推还给我，闷闷地说了一句话：“我不申请。”我明白，他不申请，是因为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父亲还是国民党反动大军官。看看他的衣服穿得相当整齐，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班里发展了三个团员，全班有五个团员了，成立了团支部，我这个班长就改任支部书记。我决定加强思想工作，发动团员找落后同学谈心。我找的第一个同学就是他。真是别扭极了，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不问，他就沉默不语，仿佛我在审问他似的。不一会儿，我们都满头大汗了。我很沮丧。他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我再也不想找他谈心了。一次，上课铃响了，他侧过身来，似乎和我说了什么，嗓子粗嗄，说起话来像一面闷在缸里的破锣，在喉咙里咯咯地响了一阵，我什么也没有听出来。音乐老师说过，男同学开始发育了，嗓子就变音，连音阶都会唱走调，没关系的，自己会好起来的。那一年，班里好几个男同学就是这样。我皱起眉头，迷惑不解地瞅着他。他把捏在掌心的一个纸团迅速地放在我的书本上，随即转脸瞅着走进教室的老师。我的脸刷地涨得通红，下意识地环视教室。还好，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异常举动。

初三的时候，有个男同学也这样慌慌张张给我塞了张条子。我又气又羞，真想把条子交给班主任。没有交，只是因为担心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把条子读出来，我自己也会狼狈不堪。我回家和妈妈说了。“萌萌，生什么气呀！”妈妈笑起来，“你不喜欢他，就把条子撕了，只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不就得了！”

我很想把他那张皱巴巴的纸条掸在地上。我转脸瞅他，他双手捧着脑袋伏在课本上。我很不情愿地展开纸片，是电报：母逝，速回。我同情地瞅着他。他依然双手捧着脑袋伏在课本上，一动不动。我召开了临时支委会，通报了他的家庭变故，提出一个给卓雨山政治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温暖的计划。我说：“支部应该以此为契机，展开对背着沉重家庭成分包袱的同学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丢掉包袱。”支委会通过了我的提议。

我和他走在晚霞掩映下的田畔小路上。我相信，这是一次最成功的个别谈话。我发挥了自己全部做思想工作的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回家奔丧，对他的姐妹没有任何实际帮助，由于家庭是这样的家庭，母亲是这样的母亲，同学们不可能给他任何帮助。不回去，是一个表明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好机会，也是站稳立场、争取进步的实际行动。出身是无法自己选择的，走什么路却完全由自己选择。他听得非常认真，不断地点头。

“我想……我想……”他结巴着说，“我想回去，走路回去，今晚出发。走快一点，明天晚上也到家了。我想……回来再争取进步。”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再想想，不要急于作出决定。”我竭力掩饰我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