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恍惚惚，我不知道在哪里，周遭什么也看不清，心悸得难受。远远的，仿佛有大祸向我逼来。什么大祸？不清楚。不清不楚的大祸才更可怕。眼皮沉重，怎么也睁不开。拼命睁，睁开，又合上。一束方柱似的阳光，斜穿过幽暗的房间。光柱里泛动着无数的尘埃，颗颗都有芝麻大小，拥挤不堪。芝麻大的尘埃一颗颗争着炫耀自己熠熠生辉的光芒，争先恐后地向上浮，摩肩接踵地向上翻。互相碰撞，互相倾轧。被排挤沉下去的，惶惶不可终日；升腾上去的，得意扬扬。哦，我记起来了，是在我家房里，在床上。不对，哪有芝麻大的尘埃呀？又是四面八方袭来的大祸临头的恐怖。他在哪里？他们把他带走了？我喊：“雨山，你在哪里？”声音仿佛闷在缸里。眼皮比死还沉重，睁不开。在黑暗中摸索，全是硬邦邦、冷冰冰的，没有棕绷的弹性，没有被褥的柔软，没有令我心醉神迷的他的身体，只有冷冰冰的木条栅栏。他们把我关在这里了？是要给我戴上右派的帽子，还是要逼着我和雨山一刀两断？果然大祸临头了！透不过气来。窒息。将死的恐怖。我死命挣扎，大喊了一声：“雨山！”

我坐起来，惊惶四顾。走廊的灯光从气窗透进来，两排上下铺静静地挨着两边的墙壁排开。冷冷的月光探进窗口，照出一排自修桌椅，也静静的，轮廓分明。我在自己的寝室里，没有被揪出来。我松了一口气，心依然悸动得难受。定了定神，我想起刚才的小组会。我和雨山相爱，碍着谁啦？雨山，你放心，他们不会得逞的。

不能按宋彬彬的如意算盘行事，必须采取主动。四天后的一个晚上，小组会刚刚开始，照例有一个短短的冷场。

“同志们，”我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短短的冷场，诚恳地说，“经过同志们真诚的帮助，我这几天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痛心地发现我上次的思想小结太不深刻了。请同志们再给我一次提高认识的机会。”

宋彬彬的优点是，一旦作出决定了，往往严密周到，而且善于坚持到底。她也有明显的弱点：思维不敏捷，突然碰到需要她当机立断而她还没有深思熟虑过的事情时，常常犹豫不决。我利用了她的弱点。我开始发言时，她一抬手，似乎想阻止我。我装作没有看见，自顾说下去的时候，她的手又垂下去了。

我在上次的思想小结上加了一顶思想右倾的帽子，变换一下内容的次序，用一种痛心疾首的调子作了一次巧妙的重复。只增加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挖掘右倾的思想根源的时候，我说：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妈妈是医生，都是自由职业，属于小资产阶级；爸爸去世早，我特别受了妈妈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影响。和妈妈抬杠说笑，我常常说妈妈小资产阶级情调十足，妈妈呢，常常还以此为自豪。想不到这成了我右倾的阶级根源了。妈妈，对不起，但不这样，我从哪里去挖掘阶级根源呢？二是，小结的最后，我说到了雨山。既然他们就雨山的问题围攻了我一个晚上，我就无法回避。

“是的，卓雨山确实出身反动家庭，然而，解放时他只有十二岁。他是在红旗下系着少先队的红领巾、佩着共青团的团徽成长的。我比谁都知道，卓雨山牢牢记着的是，家庭出身他无法选择，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是他自己选择的。我感谢同志们为我敲响了警钟。我应该在政治上更严格要求他，帮助他改造自己，我还应该警惕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