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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码头人打架都会用上棍棒，可是天津不会。这个道理我还没有想通―――但也许重庆的“棒棒儿”想通了―――要知道，一看到棒，重庆人就亲热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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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苦雾，又多热天，所以，人们说话做事都要跟天气对着，不云里雾里的，不绕，不扭扭捏捏，人们的忍受能力都有限，不能给心里增添任何多余的闲气，不堵不闷，所以要快，要热情，耿直。表现最明显的是吃麻辣烫，那么热，那么烫，仿佛刚好为着配合快速就吸溜下肚子去。这习惯的养成便又叠加出敢作敢为的行事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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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清朝年间的车床与工厂，总之我在九十年代初知道还部分地保留着，也不知效率到底如何。

你说不清楚这种感觉，但你总要为有这些东西担心，仿佛到一定时候，一定就会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东西要跑出来，就像保不准的什么时候又有什么气体要泄露出来，闹个全城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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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几大块，除了躲在像是安慰性质的几个坝子上喘气，到任何别的稍远的地方都要过桥、爬坡。山势起伏不定，车也野得火暴，所以，死冲活挤，快而灵的只有摩托。

重庆的工业主要就靠这个东西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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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们船工生活悲惨，风里来浪里去牛马一般；拉激流走遍了悬岩陡坎，头老打头老骂血汗吸干；衣无领裤无裆难把人见，生了病无人管死在沙滩；船打滥葬鱼腹尸体难见，抛父母弃儿女眼泪哭干。”“二四八月天气长，情妹下河洗衣裳；清水洗来米汤浆，情哥穿起好赶场。”“哟－嗬－嗬……哟－嗬－嗬……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

这就是有名的川江号子，这东西只有吼起来时，才体会得到石壁一样的胸膛，九曲回肠的辛酸，一肚子苦水，都作了险滩急流。重庆人的火气大，这可能也是一个拐弯抹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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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从来都是一个小社会，重庆尤其比别的码头更甚，这是因为这里上河下江比别处更多风浪，更多凶险，频繁的风口浪尖上的生活诞生不出像广东人似的海洋冒险精神，因为他的一部分精力要用来构思死亡，他们生活中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有太多的得过且过，靠砣子说话，靠赌命过活，谁的憨胆大谁就是老大。规则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