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迫使威尔决定到海外旅行，探索澳大利亚社会的欧洲根源。通过旅行，他理解了澳大利亚与它的文化传统之间的隔阂，旅行中的个人经历成为他前三部电影的基础。他与写作和电影制作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游轮上参与一个时事讽刺秀，显示了他的创作能力。在1960年代晚期回到澳大利亚之后，威尔决定从事电视业：他之前并没想到要从事电影业，因为当时澳大利亚没有电影产业、电影培训或电影学校。

政府制定法律来重建澳大利亚电影工业，威尔是那些从中受益的人之一，他得以离开电视行业，前往联邦电影协会（Commonwealth Film Unit，简称CFU）工作。由于他有纪录片拍摄的经历，他成为了联邦电影协会赞助的三位年轻导演之一，三人联合拍摄了集锦片《三人行》（Three to Go，1969-1971）。随后他从实验电影基金会（Experimental Film Fund）得到了一笔补助来完成独立制作的《霍姆斯塔尔》。在这期间，威尔还继续为游轮上的时事讽刺秀工作。这个阶段中，他写作和拍摄的手法与主流的好莱坞风格截然不同。在他的《霍姆斯塔尔》以及《三人行》里他的短片《迈克尔》（Michael，1969）中，从这两部电影的内容简介和电影片段可以看出电视时事讽刺秀的痕迹。尽管没有电影教育的背景，威尔在片场快速地学习所需要的技能，呈现出来的风格是混合的，混合了简洁、实验和对现代外国电影的模仿。威尔早年的经历为他的第一部澳大利亚电影提供了洞察力，为他在后来拍摄的美国电影中融合流行和艺术的电影手法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威尔的电影吸收了流行和艺术的元素，在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电影也经历了现代主义的发展。当时，阿瑟·佩恩（Arthur Penn）和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制作着“用现代手法改造的流行类型电影”。

有了早年观看外国电影的经历，威尔更喜欢那些“在商业电影中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工作”的导演。这些电影导演的名单展示了一种折中的品位，为威尔在后来的电影中提供了一些创作上灵感的源泉。对于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钦佩，鼓励他在《最后大浪》和《水管匠》（The Plumber，1979）中加入了惊险和恐怖的元素；对于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和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电影的欣赏，在他的《霍姆斯塔尔》中的黑色喜剧调子、单色摄影和场面调度中显现出来。他喜欢的其他导演－－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和黑泽明－－基本上不能归类为商业导演，他们的艺术电影名声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威尔的电影将这些艺术元素唤醒的时候，他也被归类为艺术电影导演。《悬崖上的野餐》令人回想起约瑟夫·罗西的《传信人》（The Go Between，1970），黑泽明的《七武士》（Seven Samurai，1954）中的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影响了他的西部片《证人》（Witness，1985）。在威尔的一些最受好评和商业上最成功的影片中，对其他电影手法的模仿十分明显，如《悬崖上的野餐》中类似欧洲艺术电影的无叙事模式，以及《证人》中维持了好莱坞电影作者所擅长的对类型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