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桓谭。他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学者，曾作一部《新论》，可惜丧失了，现存的不过一小部分，看不出全部学说的真相。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很受扬雄的影响。儒家自董仲舒以后，带哲学的气味很浓，桓谭生当东汉初年，自然免不了时下风气。《新论》存留，十停只有一二，讲养生无益及形神分合问题，上承西汉时《淮南子》的遗绪，下开魏晋间何晏、王弼的先声。

五、张衡。他是一个科学家，对于自然界，有很精密的观察，曾造地震计，造得很灵巧，在天文学上，发明颇多。他又是一个大文学家，很佩服扬雄的为人。现在所存的作品中《两京赋》、《思玄赋》等，前者纯为文艺性质，后者可以发表思想。扬雄的功劳在开拓，桓谭的功劳在继续，桓张二人，为汉学、魏学的枢纽。

六、王充。他是一个批评哲学家，不用主观的见解，纯采客观的判断，关于积极方面，没有什么主张，而对过去及当时各种学派，下至风俗习惯，无不加以批评。他是儒家，对儒家不好的批评亦很多，虽然所批评的问题或太琐碎，但往往很中肯，扫尽齐派末流的荒诞思想，在儒家算是一种清凉剂。当时儒家，或者寻章摘句，或者滑稽乱俗，他老实不客气的攻击他们的短处，可以说是东汉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人。

汉代儒学，除经生外，最重要的，有此六家，即董仲舒、司马迁、扬雄、桓谭、张衡、王充。其余刘向、刘歆、仲长统、王符、徐干等，或者关系较小，或者缺乏特异的主张，所以我们不及一一细述了。

汉以后，是魏晋。魏晋之间，儒家发生一种很大的变动。这个时候，在学术方面，汉儒的整理事业，太细密，太呆板，起了硬化作用。在社会方面，经过战国大乱以后，有长时间的太平--战国如像三峡，汉代好比大湖--安定久了，自然腐败。一方面，儒家的呆板工作，有点令人讨厌；一方面，社会既然紊乱，思想亦因而复杂。所以魏晋之间，学术界急转直下，另换一个新方面。

这个时候，道家极为发达，士大夫竞尚清谈。研究儒学的人，亦以道家眼光，看儒家书籍，摆脱从前章句训诂的习惯，从新另下解释。这种新解释，虽然根据道家，但亦非完全不是儒家。儒家自身，本来有类似道家的话，两汉时代未能发挥，到了魏晋，因为发生变动，才把从前的话，另外估定一番。最主要的经学家，有下列几位。

一、王弼。他是一个青年著作家，曾注《周易》及《老子》，两部俱传于世，学者成就之早，中外古今，恐怕没有赶得上他的。他死的时候，不过二十四岁，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真不可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字不消灭一天，王弼的名字保存一天。今《十三经注疏》所用《周易》，即魏王弼、晋韩康伯二人所注。《易》本卜筮之书，末流入于谶纬，王弼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像王弼的解释，是否《周易》本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失为独创的哲理，在学术史上，有相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