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为什么我们要那样做?”——突然清醒过来。

“不必去想什么道理。她因为婴儿夭折而精神失常，在这之前就已经情绪不稳。她去伦敦看过精神科医生，这一点可以派上用场。这种做法太烂，我很讨厌。她的葬礼是什么时候?”

“最快在下礼拜三四。”

“不能再早一点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们在等验尸报告。葬礼必须事先预订。”

“要不要来杯雪利酒?”

“不用了，谢谢。我想回办公室。”

“外交部要我们装作苦了很久。她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却勇敢地背着。你能装作苦了很久吗?”

“大概装不出来。”

“我也不行。要我装，我会吐血。”

他这句话讲得很快，充满颠覆意味与坚信不疑的口气，伍德罗一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可恶的佩莱格里说这是最高指示，”科尔里奇继续说，语调尖酸轻蔑，“不准怀疑，不准背叛。你能不能接受?”

“大概可以。”

“太好了，你。我就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接受了。她向外提出抗议的——她和布卢姆——两人一起或分开——对任何人，包括你和我在内——任何奇思异想——不管是与动物、植物、政治或药物——”科尔里奇停顿良久，令人难以忍受，双眼盯着他看，眼神热切，仿佛是外人命令他变节——“都不在我们了解的范围了，我们彻彻底底完完全全不知道。你懂了没有?要不要我用神奇墨水写在墙上?”

“你讲得很清楚。”

“因为佩莱格里自己讲得很清楚。他才不会讲得不清不楚。”

“对，他不会。”

“她从来没给你的那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复印?那东西我们从来没看过、没碰过，也从来没有玷污过我们洁白如雪的良知。”

“她给过我们的东西，全交给了佩莱格里。”

“真聪明。你还好吧，桑迪?还算精神抖擞?目前比较难熬，而且你还让她丈夫待在你家客房里?”

“大概吧。你呢?”伍德罗问。有好一阵子，在格洛丽亚的鼓励下，他一直积极观察科尔里奇和伦敦之间越来越深的歧见，希望能以最高明的手法加以利用。

“其实，我不太确定自己心情好不好，”科尔里奇回答，这话坦白的程度超出以往对伍德罗的表白，“一点也不确定。事实上，现在想起来，我根本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受上面的指示。其实，我没有办法。我拒绝。去他的伯纳德·佩莱格里王八蛋，去他的命令。全都去死吧。他打起网球来乱七八糟。这点我会告诉他。”

换成是其他日子，伍德罗或许很乐见如此明显的“裂缝”，或许会尽一己之力来挑拨离间，然而医院那段往事栩栩如生，一直如猎犬般对他紧追不舍。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对世界的敌意，因为这个世界背离他的个人意志，将他关入牢笼中。从高级专员官邸走路回家不过十分钟，一路上他成了吠叫的家犬的活动标靶，乞讨的儿童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叫着“五先令、五先令”，所幸有好心人开车经过停下车来，问他要不要搭便车。但是等到他走进自己的车道时，他已经重新经历过人生中最卑微的一个小时。

乌护鲁医院的那间病房有六张病床，两边墙壁各靠了三张，上面没有床单，也没有枕头。地上铺了水泥。有天窗却没有打开。当时是冬天，却没有微风飘过病房，排泄物与消毒水的恶臭扑鼻，伍德罗似乎是闻了进去同时也吸收进去了。特莎躺在靠左边墙壁的中间病床上，喂小孩吃母乳。他刻意最后才看到她。她两边的病床空无一人，只有破旧的橡胶板，以纽扣固定在床垫上。同一病房里，她的正对面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子，侧着身子弯腰躺着，头平放在床垫上，精光的一条手臂垂挂在床边。靠近她身边的地板上有个小男孩弯腰站着，一面以厚纸板帮她扇风，一面睁大眼睛以恳求的目光看着她的脸，一眨也不眨。他们旁边有个容貌体面的白发老妇人，戴着牛角框的眼镜，挺直腰杆站着看教会送的《圣经》。她穿的是棉质的彩色肯加布，观光区可以买到这样的布来套在身上。在她后面有个女人戴着耳机，拉着一张脸不知道在听什么。她的脸嵌刻着痛苦，极为虔诚。伍德罗如同间谍般一一看在眼底，同时以眼角看着特莎，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