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丢过一个钱包。是我一位朋友从长沙来，我去火车站接他，从桂平路上的士，到徐家汇地铁口下，为赶时间，手忙脚乱中便把钱包掉在了车上。走了几步，忽觉得少了什么东西——人便是这样有感觉的，左顾右盼，满身一拍，呵也，钱包！抬头望那的士，已在人堆中作鼠窜蛇行，霎时不见了影子。更证实是那司机拾到了，因我就坐在他身边副驾驶位上。他是那么的心虚，急着要逃掉。

好在我下车时尚记得在码表上扯了票，那上头有出租车公司投诉号码。幸喜手机也在，于是一电话打过去。公司问了情形，说他们会找到司机询问。过了一刻，公司回电，说司机是找到了，但他说根本没看到有什么钱包。我说我敢肯定是在车上。公司说我们也没有证据确定是他捡了。他不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侬损失大不大呢？”

我印象里，上海的出租车公司是负责任的，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却不怎么地道。我这样说又有一个证明：有回我从虹桥机场出来打出租，人没上车，司机便问去哪里。我说是漕宝路，司机把眼白翻出来，道，侬上后头的吧。漕宝路离机场不远，司机候客半天，等来一个只有一二十块钱车程的主，极不心甘。这可以理解，但若拒载客人，则失了起码职业道德，叫人不可忍受。故我亦来了湖南人的蛮脾气，霸王硬开弓，偏是上了这辆车。司机嘴里咕咕哝哝怨气冲天，我脑壳一偏，道，你会不会骂娘？骂娘好听得多呢，你骂骂看！

我钱包里的现金倒不多，有两张卡，有一些票据，关键是身份证，我得回湖南补办。所以那段时间我在上海，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家伙。我是谁？没人能证明，包括我自己。想起来这是有些黑色幽默的。

有人告诉我，说在上海打的士要打强生公司的，因他们的服务好，若是拒载，投诉之后，那司机是要受处罚的。虽然纪律不等于服务，但我每回打强生公司的车，确实，那服务态度可是有板有眼，令人佩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若全是像这样，则人们对上海的印象必定美丽得多。

我在上海，夜来常同朋友去泡吧。深夜里打的回来，车窗外仍是灯海一片，如繁华浩渺的一个梦。每回如此一瞥，我就来想，这就是周璇婉婉啼啼唱过的那个夜上海吗？

丢钱包那一回，1998年，在上海我是住了一年多。就住在桂平路，离徐家汇很近，却显得冷清，且有一点邋遢模样，给人一种城乡接合部的错觉。那一年荔枝丰收，我住的那个社区大门对面是个蛮大的菜市场，我天天到那里买荔枝来吃，便宜到五块钱可买得两斤。如苏东坡那样，“日啖荔枝三百颗”。结果吃得上火，牙龈肿痛，到夜半恨不得下地找钳子。前两年我到上海，去看陈村的新居，却原来他亦是搬到了桂平路，在我先前住的那个社区的马路斜对面。隔了几年我去看时，那桂平路变化仍是不大，远不如上海其他的地方摩登响亮。陈村住的那个社区，有个小小租碟的店，我那时周末常去租碟来看。没什么好碟，多的只有美国的警匪片。租回来往碟机里一放，一会儿满屋子枪声大作。

我那一年在上海时，陈村是住在万科花园，我觉得那里环境很不错，唯一的缺点是隔虹桥机场过近，头上时不时有飞机低空掠过，声震耳鼓。我那时在漕宝路最高的一幢地标写字楼里办《环球企业家》杂志。编辑人手皆是我招的，是一群可爱已极的年轻人。上海的人力资源真是好，随便一招，个个是才俊。差不多每个星期我要率这班小年轻跑到万科花园里一家名叫“黑三娘”的川菜馆去吃魔芋烧鱼同辣子鸡丁，喝巨多啤酒，顺便把陈村也叫下来吃饭聊天。他腰腿不好，骑在自行车上慢慢滑过来。“久仰久仰！”年轻人头一回见陈村，皆起身招呼。陈村与年轻人极有缘，何况那时他又在“榕树下”当文学版主，我们编辑部年轻人皆是网虫，故对陈村尤其景仰，如同见了教主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