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他自传里写他头回到北京：“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托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而我头一回到北京时已年届三十，比沈从文长了十岁。是一个初夏日里，去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笔会。那时主编是王蒙，我的若干小说经由他的手发了头条。参加那个笔会的人有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八十年代初刚冒头的文学新秀。而《人民文学》那一时真是虎虎有生气。我在湖南时，常听得搞文学的人说，北京每年只去一次，思想上可得一年营养。这样的说法里就有从文公的那点意思，因北京有“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上一堂课，对人心灵竟可福泽一年。我便是怀了这样一点意思，从老北京站下来，心里头生起第一个愿望是：去看天安门。仿佛去圆一个久远的梦。而人生亦是从那梦里头延伸出来的。

三十岁，被称为青年作家，带着以文会友的心情，参加了那次笔会。会议期间去看了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公的学生汪曾祺。因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即是请他来作的序。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汪先生》，表达了一个后学对于汪先生的敬仰。他是我认为的中国当代作家中传统文化同诗意美学最纯粹的传人。他的文学亦是汉语言表现力的一座当代高峰，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汪先生住蒲黄榆，一栋旧楼里紧巴巴的两居室。据说是北京京剧团的宿舍。汪见蒋子丹带我来看他，极是高兴，当场还画了一幅芍药图送我——现在这幅画还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汪先生很善谈，语多幽默，当是率性之人。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他一笑，说，写菜谱。原来汪先生亦是一位美食家。他很多散文里写到吃，读来催人欲涎。看的第二个人是钟阿城。且那一晚便是睡在阿城德胜门外的家里，聊天到夜深。他家是北京的老四合院。他就是一间大平房，外带一间厨房。去的那天碰到了北岛，话很少地坐在那里。有人介绍说我以前也写过诗。他哦了一句，大框边眼镜后的眼瞳里没什么表情。但他只是沉默，并不阴郁。我想这便是诗人的样子。阿城不同，阿城只要打开话匣子，妙语便汩汩流出，又时时惹你喷饭。同阿城聊天是断不会有呵欠产生的。聊天半夜，我们跑出他的院子到街上的公厕撒尿。公厕是灰砖墙，半人高，站着小便亦可探头赏街景。北京的夜胡同真是有老舍笔下的韵味。阿城对我惊呼道：呵呀，这么长一泡呵！我听他聊天，一直就憋着，因我不忍离开他的精彩绝伦。到这一时，真是像陆放翁写的诗：“如巨野受黄河倾。”一泻为快，膀胱得了解放。

又去看故宫，又去爬八达岭，又去摸十三陵前的石狮子同圆明园旧址的断壁残垣。心里是起了浩大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