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一边，说起地上功夫如何紧张，说队长们埋怨劳力抽调得太多，说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那意思很明显——要我们切实抓紧。

当然得抓紧，可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有失败的时候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得有一个过程吧？要命的是，第四次制种又是失败。偏偏在那一天，两个不争气的准牛顿上工时间溜号，去玩一把篮球，正在球场上快活，被场长撞个正着。

他黑着一张脸，气呼呼地闯过来，摇着草帽扇风，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盯住了我们这些劳动力脚上刺眼的鞋和袜。

“下午挖地，都去挖地！”他终于一扬巴掌。

我没听懂，“我们还有棉饼没有磨完……”

他背着手走了，再一次挥掌：“挖地！”

“场长，你得有点耐心，这次失败是有原因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

他冷笑一声，“你们是做粑粑呢，还是做面条？一点臭气也没有，还说是肥料？有了这么多的日子，你们就是屙也能给我屙两担了吧？”

一位女知青当场气得要哭。

场长是相信大粪的。这没有办法。他嗅了半个月，还没嗅到大粪的气味，就认定我们的菌肥完全是骗人，因此必须把骗子们轰回地上去。

五

又是挖地，播种，挖地，播种……我们咬紧牙关，捶打自己的腰背，揪出衣角的汗滴，然后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分，是这辈子过早定型的宿命。天呵，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

场长好像没有这些不安。相反，他一上地就高兴，一上地就来了气力，简直是个天生的劳动疯子。不论在哪个工区，他比年轻人更卖力，手里的耙头三抡两舞，一晃眼就把别人甩下好远。饿了，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渴了，到溪边或者塘边喝一捧生水。他的两个干儿子，据说都是抗洪时得救的孤儿，只有八九岁，也被他带到地上去，一人扛一把特制的小耙头，跟着他参加生产劳动，累得哇哇大哭也不可回去。干部们更跟着他遭罪。在他的命令下，会计做账，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能在晚上加班，以至有个会计经常暗地里冲他瞪眼睛。

歇工时，他就抽燃烟，笑眯眯地说点往事，诸如新四军、汉阳造、黄桥战役、板门店谈判、扒铁路埋地雷、拿棉絮当烟丝烧什么的。

如果受到什么人邀请，他还会走腔走调地唱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

最初，即使是不太准确的音调，也能唤起我庄严神圣的情感。但肚子里越来越空洞和枯索的时候，累得一倒下去就天旋地转爬不起来的时候，武昌城还与我有什么关系？大刀与硝烟，老兵的笑脸，离我实在太远，远得模糊起来。

我很难把认真倾听的样子坚持下去。我担心自己的思想已经出了毛病。

六

猴子自称会算命看相。他解说天庭和地角，断定这个有桃花运，预告那个仕途广阔，唯独说到场长时口出恶言。照他的说法，场长耳垂短，一定是短寿；左眼角有杀气，将来定有血光之灾。不可泄露的更大天机是，他说场长前世一定是老虎和猪配的种——否则今生为何又蠢又恶？

知青们哄堂大笑。

我却没怎么笑。说实话，场长也让我恼火，但有几招令我不得不服。他枪法精，出门打猎从不空手归。扶犁掌耙也有一手，没有什么功夫拿不下来。估猪羊的重量，估地上的产量，总是一眼准，眼睛就是一台磅秤和天平。何况——他还是小雨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