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里目无领导？”

“叫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晓不得呵。”

“没看见我的通知？”

“你那号天书，恐怕只有神仙才认得。”

“不认得？你胡说！我在扫盲班里拿了奖状的，军区司令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你他娘的敢说不认得？”

“我是没文化，他们知青也说不认得呵。”

“不认得就不能派人去问？你晓得这是什么通知？军机要事，十万火急，你以为是好玩？”

我记起来了。他的字条上有三个红手指印。他以前说过，当年他们打游击的时候，信上打一个红指印表示紧急，两个表示加急，三个表示特急。

没等我们笑出声，他又冲大家一瞪眼睛：“活见鬼，这么多喝墨水的人，字都不认得，读了书有什么用？读到屁眼里去了？还戴着眼镜片子，装猫头鹰吓老鼠？听好了：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我仍然是又臭又硬的石头，蹲在地上不肯走，始终扭着脑袋。我以为这会把场长惹怒。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一事态后策马返回，既没打，也没骂，态度倒是出奇的耐心。“你想逼我发火是不？你想让我犯错误？臭小子，我今天偏不。你贼胆包天勾引我丫头，我张种田今天还偏要同你慢慢来。你等着。”

这天的批斗大会以后，他把我留在办公室，搬来一大堆学习资料重重地砸在桌上，叫秘书挑出一些文章开读。他自己闭上眼睛也陪着我一起听。

我急了，“你有话就直说，别来这一套！”

“你不是骂我阎王爷吗？我今天要当一回观音娘娘。”他得意地冲我点点头。

学习资料一直读到深夜，读得我招架不住哈欠滚滚，在他面前的英雄相荡然无存。我只能自认倒霉，再大的罪名也先认下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早晨醒来以后，发现是在他的床上，而他不知道已经去了哪里。

十三

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号人没被刀枪吓住，倒会被糖衣炮弹打中。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对全场进一步严加管理。 在生病吐血的日子里，他还来我们工区抓整风。知青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书刊都要接受审查。女宿舍窗前的玫瑰也被拔掉，改种场长觉得顺眼的蔬菜。他可以容忍唢呐和胡琴，但对“下巴琴”疑虑重重——这是指小提琴——只是后来听说北京也有下巴琴，才没有真下手收缴。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他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封面上有新月图案，立刻发现敌情，跳起来大叫：“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战场遭遇过土耳其军队，对方的旗帜标有新月。

除非家里病人和死人，知青们一般不得请假回城。在场长眼里，城里灯红酒绿，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在那样的鬼地方多混些时日，一个人的骨头不轻几斤才怪，不成“骆驼斯基”才怪。他还经常发牢骚，埋怨中央不把机关学校统统迁到乡下来。

大家都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干活。只要干部不在场，好些人就撑着锄头把磨蹭。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去驱赶。机耕队两台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生锈，都成了老鼠窝。这一年加上旱情严重，花生豆子什么的大多只有一堆空壳。直到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还发不出，每人只领得两斤霉花生过年。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他带着一些人截了三辆粮车，凭着一张蛮不讲理的欠条，算是把大家的度荒粮食保住了。他又带着几个干部出外四处“接头”，就是找关系求助，也不管什么组织程序，冲到县政府的这个局那个局，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就安营扎寨。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书记也让他几分，一见他就头大。结果，靠了这点老资格的权威，他还真募来两车半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反正每人有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