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真早呀

小的时候从我妈妈的言传身教里，我体会到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威力。那时候为了表示反叛，我发誓不论女权。八十年代后期，我和老一代女作家杨沫女士及中国妇联领导和加拿大女权主义代表团有过一次会面。我非常幼稚地强调中国女性不需要女权，因为我们的妈妈早就女权了，我就盼着当家庭妇女！后来在英国，遇到英国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尽管她们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是一见到她们就想起我妈妈来。见多了这类知识分子，我开始对妈妈那一代女权主义者产生了好奇，同时又有了一种肃敬：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真早呀。

女权主义是现代文明文化的产物，当妇女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身份和才能，意识到自己独立的思想价值后，对社会中的男权主宰现象进行反抗，要强调自己的独立社会地位。二十世纪初期，在欧洲发达的国家和城市中，女权主义非常猖狂。几乎是同时，中国也有了女权主义者。因为中国开始有了受新教育的女性，这些女性自然把女权主义接受过来。蔡畅，丁玲，冰心，梅娘，杨沫，乃至绝代才女佳人林徽因、张爱玲等，尽管不高唱女权，她们的作为，都是极端女性主义的。

革命和女权不是一回事

但是中国的大多数女权主义者们很快就被战争和革命卷入到一种鲜明的政治运动中去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和抗战。比如像我妈妈那种年轻一些的专科生，刚刚开始思考社会和自我问题（ 我看到妈妈在高中时期写了很多诗句 ），二战就来了，日本人来了，战争来了，马上决定加入抗日战争。还没来得及想清楚自己的女性问题，就成了抗日战争大学的革命战士。到了抗大，男女马上平等，什么都不用想了，每天唱着战歌等着党给派活儿。远不及年长一些的女知识分子们幸运，比如丁玲虽到了延安，她知道自己还是接着当作家。

也许是一直没来得及真正体验女性主义，而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工作（ 女权和革命是两码事 ），妈妈在学生时代的女权意识一直保持下来，显得比很多同代同等资历的女性要绝对和极端。这可能源于她在去延安之前受教育的地区——上海，也可能源于她在河南上学时卷入的学生运动和文学活动等。幸亏如今我能有幸结识到梅娘女士，她曾是抗战时期杰出的年轻女作家，同时是一位鲜明的女权主义者，和我妈妈同龄。她至今保持着女权主义的态度，成熟而不刻板，看到她我再一次感受到中国女权主义的早熟，也更明白了妈妈的很多忧虑。

她们曾经忧虑什么呢？肯定是下一代的事情。比如像我这种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女性教育的人，从小只知道空泛的男女平等口号。妈妈在我上大学时期，见到我就追在我屁股后面强调女性的独立精神，我以为她指的就是毕业后要多挣钱，自己靠自己生活，但等我终于混出来点儿可以夸耀的事情，又发现她要求的并不是这个。我们以为爱情就是过小家家，衣服就是时髦的好，事业就是听个响儿。结果无论我怎么臭显摆，妈妈似乎都不满意。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回味，我才明白了妈妈的苦心，明白了什么叫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不是要求女人的脸上都长胡子，那都是初级女权，女权主义是要女人真正地美丽。

我们这一代女性是在共产主义男女平等的旗帜下长大的。男女平等的口号实际上把女性的特征给抹了。没有女性特征当然也就不会再议论女权。仅有的关于女权的讨论是妇联关于农村拐骗妇女抛弃女婴的事情，那又似乎离城市女人的生活非常遥远。尤其是八十年代，国家开放了，有了物质的生活，有了大批的进口外国人和货，年轻女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大放异彩了，别说什么女权女性意识了，什么意识都没了，只剩下种种好奇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