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像非常痛苦。”

“不是痛苦，是恐惧！”

“为什么？”

“我好像越来越不习惯呆在我自己的身体里。”

“人总是向着‘他者’逃逸的。”

“但是我的全部努力都是希望向着‘自我’追求的。只是在追求过程中，我发现‘自我’根本无法确定。”

“那是因为你丢了乌纱帽之后，也丢掉了政治抱负。要知道你曾经的全部信仰就是政治。”

“经过那场肃贪风暴后，我觉得过去的政治信念多少有点精神病态。”

“这么说你已经没有了信仰，也难怪，在物质世界极为丰富的今天，许多人已经不再以信仰滋养自己了。”

“那靠什么？”

“靠偶像。”

“可是我现在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东西。”

“人们在犹豫的时候才会睁开双眼。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关于什么的？”

“当然是政治。”

“该不会是自传体的吧？”

“也许，谁知道，反正很想写。”

“只是不知道你想通过小说创作寻找自己，还是逃向他者？”

“应该是一种寻找。”

“不见得，小说是给别人看的，别人是什么？就是他者，或许你的主观意图是寻找自我，但是客观上却是一种变相的逃逸，正如你从官场逃到世俗世界一样，现在你又想从世俗世界逃到小说里。”

“你不认为我从前的政治抱负或许会在小说里实现吗？”

“也许能够实现，也许是一种乌托邦。不过总算你又上路了，前面的路你会很孤独，而且越成功越孤独。孤独是一种痛，当然也是一种快乐。”

“这很刺激。”

“这种刺激有自我的惩罚，也有快乐，是二者的结合，不过，我得提醒你，真理常常无从寻找。”

“起码我有寻找的激情。”

“别忘了恐惧也是一种激情。”

“别打击我，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在完成长篇小说《庙堂》之前，我常常和我的灵感如此对话。辞职以后，我成了一个游荡者，我常常漫无目的地在东州游荡。如果有人踩着记忆之履游荡的话，那就是我。是我的灵感提醒我，与其用脚游荡，不如用心梳理，于是我躲在书房里不断地向我的灵感求教。我的灵感使我的生活变成了一次次的冥想。灵感要求我每天夜里向它讲一个故事，于是我白天睡觉，晚上将白日梦用笔写出来，不到一年时间，便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庙堂》。我之所以取名为《庙堂》是借用了范仲淹的那两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意，谁都知道，“庙堂”指的就是官场。正因为如此，《庙堂》一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东州官场的一片哗然。不，不是哗然，是震撼、愤怒、声讨、谩骂、打击、恐吓、报复，甚至下毒手。当然一切都是躲在暗处进行的。之所以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我将《庙堂》打磨成了一面镜子，准确地说是我将我自己的心灵之镜映射出的所有东西整理成了这部书，目的是寻找那个丢失了的自我，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并没有找到自我，仿佛“自我”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就像滑雪的人顺着山坡滑进了山谷。虽然我在创作《庙堂》的过程中没有寻找到自我，但是《庙堂》毕竟是一面镜子，它散射着一些为信仰殉难的可疑而陈腐的气息，这信仰不是别的，就是因崇拜权力而导致的腐败。腐败听起来像是个答案，这是这个词最厉害的地方。那些读了《庙堂》的权力崇拜者，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时代的主宰。但是照了《庙堂》这面镜子之后，他们看见了自己的原形，发现自己原来生活在一副死亡的面具后面。我不仅没有寻找到自己的自我，还粉碎了他人的自我，当然就犯了众怒，遭受声讨在所难免。最开始时有人声称再写就要剁掉我的手，恐吓我的竟然是一位副市长，当然他是通过黑老大给我递的话。多亏那位黑老大曾经是朋友，我服务过的老板曾经帮过他，当然那位副市长并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以为黑老大是受他掌控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过去我老板保护过这位黑老大。黑老大先是请我吃了一顿鱼翅鲍鱼，然后又洗了澡，在澡堂子的休息大厅，他劝我如果想继续写，还是离开东州为好，因为仅这一部书就将东州官场有头有脸的人都得罪光了，如果再写下去恐怕有性命之忧。和黑老大分手后，我心中油然而生一股英雄气概，我庆幸自己再也不用追求任何雕像的意义了，因为在我心目中权力那个巨大的黑影已经落在地上，犹如一只死去的野狗。那具狗骸似乎已经被土地吸收了一半，但是苍蝇们仍然不肯放弃它那腐败的肚子，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爬来爬去，我远远地望着这腐烂的一大团，似乎在蛆虫中发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烂吧，”我情不自禁地感慨，“万物终将回归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