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是以棒冰为主了吧。我不记得有没有紫雪糕。”老人说。那一年，他四十一岁，不是喜吃甜食的年龄了。

“跟心情也有关系。反右以后，人心惶惶的，生怕自己被卷进什么事里去。可是运动还是一个接着一个。那一年是新三反运动，好像是反官僚，反浪费，反贪污，后来就变成了四清运动。一到运动的时候，各个单位都停下工作来，开会，揭发，批斗。”

“那时候就有这些了？”我问。

“有了，当然就有了。所以后来才能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就会有人自杀。从前国华影片公司的柳和锵就是在新三反运动里跳楼自杀的。那时候，有人在背地里说笑话，说任何运动都会有人死的，就是爱国卫生运动也死人，因为有人擦玻璃窗，不小心一脚踏空，从楼上摔下来，就摔死了。”

“气氛紧张吗？”

“人的心里其实是紧张的。表面上看不出。南京路上有一家照相店，在配合运动的时候，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放在橱窗里，和人像放在一起，看上去好像要那些人坦白从宽一样。那时候的橱窗是说不上争奇斗艳了。”老人说着轻声笑了起来，“你想想看呢，照相店的橱窗，按照人之常情，总是应该放漂亮人的照片的吧。”

“哪一家呢？”我问。

“就是西藏路福州路的那一家。”老人说。

啊，那就是姚姚的照片被放进橱窗的那一家。姚姚很生气，她不愿意别人在橱窗里看她的相片，于是，她和上官云珠一起去照相店，把照片要了回来。那时，她的照片下面也放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纸片吗？她是因为这样的事而不高兴吗？

五反运动在姚姚还没进音乐学院时，也已经在那里轰轰烈烈展开，6月6日，学校各系集中到大礼堂开会，党委进行阶级与阶级斗争教育。那时已经开始号召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教授们也在礼堂里听报告，他们中有许多人是院长贺绿汀从国外请回来工作的，最好的钢琴教授，最好的小提琴教授，最好的声乐教授，他们中有些人风度翩翩，说话的时候夹着洋文，但并不高傲，尤其热爱自己的学生，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在指导学生排练时，把自己的身体像风里的柳枝一样在音乐里摇动。大家听着党委书记的运动动员报告，可并没有人真正听懂了它的意思，并不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底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学生们看到贺绿汀，那时他应该是头发已经斑白了的瘦小老人，一个执拗的音乐家。他还是个神情愤懑的院长，沉着脸，他不愿意让他的教授和学生总是不停地开会，下乡，把学习时间浪费在没完没了的运动中，因此，他被批判。也许也有人看到了脸色蜡黄的民乐系老师于会泳，他微微眯着眼睛，好像在听报告，也好像在想其他的事。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在想自己的业务。恨他的人，把他叫做“白专典型”。谁也想不到的是，不久，因为他的专业，他会成为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部长。

那时候，他只是个被党委整的教师，苦着一张晦气重重的脸。

“那时人们就已经非常小心了，那种小心的心情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老人叹道。

“不过那一年，梧桐树和房子、街道，总还是原来的样子吧。”我说。

“那是。”老人说。

所以我听说那时候，有人就开始喜欢晚上在街上散步了。那是最安静的时刻，在暮春的时候，能看到弄堂底，从别人家的小院落里伸出来的蔷薇枝上，开满了粉色的花。谁家有学琴的孩子，在一遍遍地弹着巴赫的指法练习，琴声让人觉得生活还不那么贫乏，琴声里的秩序，让人感到安定。老街区上的梧桐树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每年六月时，褐色的悬铃会因为阳光的暴晒而爆开，在温暖的熏风里，金色的悬铃针漫天飞舞。它们并不讨人喜欢，过敏的人在悬铃飞扬的天气里不停地打着喷嚏，在树下走过的人被迷了眼。但在回忆里，那些金色的小针在明亮的高大绿树下飘扬，南方有雾的阳光柔和地照耀大地，能让人忘记越来越高亢、能感觉到杀机四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