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来反革命的现行反革命。

“但是我记得的，不完全一样。”在学校医务室里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校医葛医生这么说，“对打的，不是一对夫妇，而是附中的老师们，那时造反的学生让有问题的老师站成两排，对打。自杀那对夫妇，妻子是附中的副校长，教基础理论的。那天也在被迫对打的队伍里。她的个性很强，根本受不了这样的人格侮辱。我听说的是，妻子想要自杀，丈夫是我们学校作曲指挥系的系主任，他们就一起自杀了。他们是吃了安眠药以后，开煤气自杀的。那时我已经在医务室当校医了，这种在校园里发生的自杀的事，通常就会先请校医去看，我有一本学校死亡人员登记本，对学校里死的人做登记。

“但是他们并不是第一个自杀的教授，第一个自杀的教授是民乐系的陆修棠教授，他跳了河。

“而那个开煤气自杀，死的时候穿得很漂亮，并且化了妆的教授，是钢琴系的李翠贞教授。她是贺院长特地从国外请回来教钢琴的。平时她很注意修饰自己，1965年以后，别人都不敢穿得好看了，她照样子穿白色的高跟鞋，旗袍，擦口红，别人说她，她也不在乎。她自杀的时候，穿白色高跟鞋，擦好了口红。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教师，那时候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他也被整得一心想自杀，跳楼，没有死成，割脉，又没有死成，用铁丝戳心脏，戳伤了，但是仍旧没有死成。后来他就疯了。”

葛医生说：“还有那些被打的人。红卫兵要我去看，他们也怕在自己手里出人命。打得很厉害，有的人被打得肿了，肿得把皮肤都绷裂了。有的人被踢得眼睛都睁不开。红肿，出血，骨折，内出血，我都留了病史记录。后来音乐学院形势变化了，原来的红卫兵被新起来的造反派打压下去，于是，原来打人的人，现在就轮到了被人打的命运。那样的人也是我去处理的。被打破的伤口要做清创处理。太疼了，也开给他们一些止痛片。还有被斗的老师们，有病的，不能再被斗了的，我为他们向造反派和红卫兵做病情证明。”

“你怎么想呢？”我问。

“我是医生。我的本职工作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说的，基本的人道主义。”校医这么说，他眯起了温和的眼睛，“在那些年，我看到了校园里那么多血腥的事啊，我恨打人的人。”

“上海音乐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好可怕啊。”在贺元元家我遇到了一个男教师，那时他也还是个学生。他的脸，在回忆中渐渐皱了起来，皱纹一条条在加深，像核桃那样深而且硬的皱纹。他对我说，“提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常常能听到惨叫的声音。”

是啊，惨叫的声音充满了原先晨晨昏昏弦歌四起的音乐学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1966年9月，音乐学院的北大楼，当时学校里最高的大楼上挂下两条大标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两条在热风里猎猎作响的大标语揭开了音乐学院按照人的出身划分革命与否的序幕。红卫兵按照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条出身标准，划分出没资格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类人子女，那就是在1966年的中国青年里如惊雷灌耳的黑五类子女。

因为上官云珠属于三名三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姚姚在上海音乐学院成为黑五类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