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仍旧被关着，可他没有屈服，也没有自杀，这个倔强、英勇而天真的音乐家正在隔离室里为自己准备申诉材料。“我是不会屈服的。”他对人说。而被学生们定为反革命、叛徒、牛鬼蛇神的于会泳因为江青革命样板戏的需要，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样板戏创作的有功之臣。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于会泳回到学校，向全院师生作报告，听说，他的报告不断被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打断。会后，师生们争着和他握手，因为那是毛主席握过的手。他终于因为自己的专业有利用价值，而成了学校里最风光的人物。这时，再也没有人敢说他是“白专典型”了。

“抗大战斗队”曾经跟着红革会整过张春桥的反革命材料，又在于会泳被江青调到北京搞样板戏的时候，整过于会泳的反革命材料，年轻的学生们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感和对一切不符合他们心目中革命者标准的人刻骨的仇恨，向北京揭露江青用的人不对。当时他们认为自己有着鲜明的阶级感情，是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卫兵。但他们的行为开始受到打击和清算，包括燕凯他们那些家里开始倒霉的干部子弟。在他们曾经摧枯拉朽的校园里，他们开始感到压力，也许还有惶惑和害怕吧，他们的前途，他们曾经豪迈火热的心情，都像一个一百支光的大电灯泡，耀眼的、粗大的钨丝突然就爆坏了。漆黑突然就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预感到，从前他们对别人的手段，就要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将来里。

于是，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自动离开学校，到东海前哨各岛和苏北沿海的部队去做巡回演出。姚姚也参加了小分队。小分队将要在外面过冬，姚姚回家去取了一些衣服。

这时的家，谩骂上官云珠的大字报仍旧从公寓的大门楼梯上一直贴到29室的门口，那都是些不堪入目的话。整个楼道上散发着纸张、化学糨糊和墨汁的酸气，那是姚姚在学校里已经非常熟悉了的气味。她的家已经被抄了无数次，什么人都可以来，有一段时间，连大门都不能关。学校的学生来了以后，工厂的工人来，居委会的人也可以来抄一次，就是社会上的闲人进来抄一抄，也没有人敢挡一挡，要金笔，要钱，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拿走，临走再把吓得发抖的上官云珠打骂一番，原来一丝不乱的家，现在不再有了。上官云珠脸上身上伤痕累累，还有更多的，是被人用包着橡皮的铁条打的内伤，皮肤上并看不出什么痕迹。打她的人，不许她说出逼她交代的到底是什么，也不许她告诉别人，她曾在审问时被打过。“那些事，是死也不能说的。”上官云珠告诉姚姚。

姚姚很快就回到学校，准备出发。知道上官云珠身体不好的同学，劝她不要去了，回家照顾妈妈，她说：“她不愿意我留下。”

“我那时是因为贴了妈妈大字报，被我妈妈在自己隔离的前一天从家里赶出来的。我妈是蒙古人，脾气刚烈，她哗地一声拉开门，用她的大嗓门吼，给我滚出去，你这个小白眼狼！”一个人告诉我。那时她是女中的红卫兵头头，叫自己“红奶奶”。现在，她是一个孩子非常慈爱而且耐心的母亲。

“当时我妈妈也希望我们姐妹出去串联的。她怕我们留在家里会被来抄家的人打，会出事情。我们家里是妈妈一个人撑着的。你知道她是怎么过的吗？晚上连灯都不敢开，在家里摸黑。怕一开灯，外面的人知道这家里有人，就来抄家。我妈妈想要看看报纸，都是躲在一间外面看不到窗子的小房间里，开一个很小的灯，凑到那一点点光下看。那时候，在家里不安全。我们姐妹也出去串联，有人问起来，我们都用假名字。”贺元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