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情况确实也如此。刘秘书长想想说，你的情况我再向吕书记说说，把你的想法和理由也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有个转机。

既然是这样，那就希望多多美言几句了。叶天闻再次端起酒杯，连敬刘秘书长几杯。当刘秘书长坚决不再喝，他才罢休。

本想再品茶，但也许是喝了酒，也许是心里烦，叶天闻根本感觉不出茶是什么味道。叶天闻觉得时间不早了，应该告辞回去了。当他提出要走时，刘秘书长拿出一沓打印文件，说，这是我草拟的新农村建设工作计划，你给提点意见修改修改。希望你不要受草稿的约束，你认为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认为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重新写一个也行。

他本想现在就大概看看，看看是从哪些方面写的。但心里却像有另一个叶天闻，而且这个叶天闻一遍遍地在肚里发牢骚：凭什么你们就只当领导，却让我只出主意不享受待遇。我又不是二等公民也不是罪犯，这样公平吗？！叶天闻想回去后再说，但刘秘书长看眼表，说时间还早，先大概看看，再讨论商量一下，大概框框定下来，回去再细改。

叶天闻还是耐心看完了草稿。感觉成立领导小组的理由部分写得太细太多，对新农村建设这一决定的赞美也太长太繁琐。刘秘书长却不这么认为。他解释说，理由不充分不行，理由不实事求是更不行。中国革命靠的是农民，革命胜利后首先解决了土地问题，就是要让最广大的农民过上好日子。可是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的落后成为制约富裕的首要问题。为了迎头赶上去，不得不优先发展工业。而比例失衡国家遇到困难时，又不得不把困难转嫁到农民头上。比如1960年困难时期，城市居民还有一点保障，而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因饥饿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后来干脆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又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再后来城市就业困难，又把大批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但这都是国家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我们国家终于有实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新农村建设，确实是伟大英明的决定。所以成立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必须。如果理由不充分，就体现不出这个必须。

道理是对的，可这些道理全国人民都知道，而且已经形成了共识。而写报告应该简洁明了，写这么多大家都知道的理由没有必要。但叶天闻不想和他争，他也知道说服不了他，因为一般来说领导都比较自信，比较容易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一股悲伤又不由得涌了上来。原以为自己是专家，对农村经济很有研究，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大有作为，现在看来也未必。因为这帮领导自以为是惯了，别人的意见他们也未必能听得进去，如果和他们的想法相悖，那就不但不可能实行，甚至会被他们批评然后弃之不用。这样看来，让他进领导小组，弄不好也就是个摆设，连个军师谋士都算不上，充其量也只是个花瓶的角色。叶天闻的情绪一下又跌到了冰点。他又一下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幼稚。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你不掌握实权，你就没有决策权，甚至你就没有话语权，更不可能按你的想法来办了。

当刘秘书长再一次就工作设想这一段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简单地说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新农村，所以不应该只关注看得见的物质的东西，比如建多少新房买多少机器，更应该关注那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比如怎么提高农民的素质，怎么让他们享受到精神生活，怎么能让他们享受到社会保障、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等等。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体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比如建多少文化娱乐设施，建多少体育场馆，建多少医疗保健机构等等。

刘秘书长说，这些具体的问题，还得咱们在以后的工作中研究解决。在报告中，咱们只写个工作方向，不必写得太具体。太具体了，将来实施起来就不能适应情况的变化，就会陷入被动。

既然是这样，那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两人的观点恰好相反，根本就没有商量的基础，当然也无法商量。叶天闻再不说什么。但来时的满心欢喜和一腔宏伟抱负，已经变成了一肚子的伤心。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里远不是他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地方，这里也根本不需要他。需要他的地方，仍然是那个狭小的奇才大学。叶天闻专心喝一阵茶，心情平静了一些。他觉得也罢，自己已经担任了总经理，这个舞台也不算太小，职务也不算太低，也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那么，以后就应该把精力放在工厂的事上，这里的事，只能挂个副组长然后按人家的指示给人家打打工了。

有了对策，叶天闻看看表，时间真的不早了。叶天闻态度坚决地说明天还有课要上，然后起身告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