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第三次书写，是各国学者通力的结果。其中有冲突，有损失，有抢劫式的巧取豪夺，有占有欲的丑恶爆发，有西方学者“全世界独大”的傲慢。但是从今天回顾，坏事也有好的一面：敦煌变成了一个世界通力合作的课题。敦煌文卷四散分开，落到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几乎像当年文化在敦煌汇集一样分开了，这恐怕也是不算最糟糕的安排，至少没有毁于兵火，毁于偷盗，毁于朽烂。现在，经过全世界敦煌学界的努力，原件虽然分散，但是还在，而且经过各国学者分力苦读，现在编目详备，全景分明。

冯玉雷这本小说，基本上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琬是不是卖国贼（虽然他让语言天才蒋孝琬拒绝学英语），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在作者看来，艺术才是文化的、神圣的，而历史是世俗的、暂时的。没有必要指责一件艺术行为中此人彼人的作为：历史把敦煌推到世人的注意力之中，这不是道德行为，而是艺术行为；本来，到这个荒漠中来寻找历史就是荒唐，是舍近就远，来到这里寻找艺术，才是正道，是舍意求象。于是，小说中的斯坦因一出生就在“蒸汽机”与“汽笛”之间饱受折磨：“……家人购买各种各样蒸汽机模型讨他欢喜。但适得其反，斯坦因更加恐慌，也更加忧郁。他们以为斯坦因不中意蒸汽机的呆板形式和汽笛的单调鸣响，便请人专门设计出造型新颖、奇特的蒸汽机，配备能发出几十种变奏的汽笛。很快，这种玩具在欧洲儿童中间流行，吓得斯坦因不敢出门，不敢与儿童一起玩耍，不敢睁大眼睛，也不敢让耳朵无拘无束地接受声音。”后来，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敦煌，斯坦因遇到极大困惑时，舍“蒸汽机”而取“芦笛”：“他折来半截芦苇，像驼工那样制作成古朴的芦笛，吹几次，竟然悠扬地响了起来。”最后，他的生命也融化在叙述中，“艾伦从来没碰过芦苇。但她擦干眼泪，想了想，找到芦管，放到嘴唇间，吹奏起来。在呜咽的、低沉而哀伤的芦笛声中，斯坦因闭上了眼睛。”

幸好，自从梁思成于1931年“亲自来到”敦煌考察建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为前辈的疏懒羞愧，他们一代代奔赴敦煌：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樊锦诗、席臻贯，不管人间天灾人祸，不顾生活和条件的艰难，前仆后继，与沙漠共命运，老于沙漠，有的甚至葬于沙漠，这才真正推动了敦煌的第四次书写。

当代中国人的艺术才情和献身精神，应当不让先祖；在全球化的今日，会集到敦煌宝库的人们，他们的迷醉也不让前人。文化的冲撞应当产生艺术，敦煌的历史不是步步功利伟绩，处处勋绩彪炳的历史。历史作为艺术在不断延伸，敦煌进入冯玉雷的长篇小说《敦煌遗书》在不断延伸。又一次敦煌书写重新开始，而且肯定会更加辉煌。

2009年2月，中国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