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虽然我的工作地点就在帕克大街那座属于他的大宅，但我从没见过他。像我这种身份卑微的人……”

“唉，这就更倒霉了！不过，我们还是得竭尽全力。华生，在这种风狂雨骤的夜里有劳你出门一趟，你不会有意见吧？”

“当然没意见，”我很惊讶，“但是为什么？”

“这该死的沙发，老弟！既然我被囚禁在这张病床上，就得由你来充当我的眼睛了。我本不想给你添麻烦，巴克斯特先生，但能不能请你带领华生医生去恐怖之屋走一趟？谢谢。好极了。”

“可我能干什么呢？”我问道。

“华生，我书桌的上面那个抽屉里有几个信封。”

“嗯？福尔摩斯？”

“帮我数一数每尊蜡像手里的纸牌数目，然后仔细地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把它们收起来，把两叠牌分别放在一个单独的信封里，做好标记。桌上的牌也一样。一完事就尽快带回来交给我。”

“先生……”老人急急忙忙有话要说。

“不，不，巴克斯特先生，现在我还不想说。我只有一种假设，而且其中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福尔摩斯眉头深锁，“但无论如何，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蜡像们在玩哪种牌局。”

与塞缪尔?巴克斯特及其孙女一道，我义无反顾地步入雨势滂沱的暗夜中。虽然巴克斯特小姐不愿意，大约不到十分钟后，我们三人还是来到了恐怖之屋的赌博造型前。

名叫罗伯特?帕斯尼普的那个年轻人长得不坏，明显是被埃莉诺?巴克斯特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他点燃了满是灰尘的蓝色煤油灯。饶是如此，阴郁的房间仍旧泰半浸淫于黑暗之中。一干面目朦胧的蜡像们恍若蜘蛛般屏息蛰伏，待访客转身便纵身扑来，令人毛骨悚然。

陶平夫人的蜡像展品盛名在外，自是无须赘述。但这组名为“犯罪记录”的蜡像群给我的印象却相当不快。从氛围到色调，加上那些十八世纪流行的假发和短剑，这些场景全无生活气息可言。福尔摩斯的幽默真是不合时宜———他曾调侃我在牌桌上作弊，如果我果真玩过那种神秘的把戏，在这个展览面前将会受到良心上的巨大考验。

当我们弯腰钻过铁栏杆，来到那两名赌徒身边时，我的心情更为忐忑。

“见鬼！内莉，别碰那些牌！”巴克斯特先生在自己这片地盘上简直就是个暴君，但他对我却换了一副口吻：“您看，先生！在这儿，”他缓缓数着，“这个坏人手里有九张牌，那个年轻人手里有十六张。”

“听！”年轻姑娘低声说，“楼上是不是有人在走动？”

“见鬼，内莉，那是帕斯尼普。要不然还会是谁？”

“你说过桌上的牌没怎么弄乱，”我说，“的确，这位‘年轻人’面前的一小叠摆得整整齐齐。他手肘边有十二张牌……”

“啊，坏人这边有十九张。很有趣的牌局，先生！”

我点头称是，用手指碰了碰蜡像的手指，既好奇又有些不舒服。我将几叠不同的纸牌分别放入四个做好记号的信封里，匆匆上楼离开这憋闷的洞窟。正好有辆马车停下，车夫将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客人送到家门口。虽然巴克斯特先生坚辞不受，我还是再三坚持把他和巴克斯特小姐送上马车回家去了。

兴冲冲赶回我的朋友那温暖舒适的客厅时，我惊愕地发现福尔摩斯竟离开了沙发，就着书桌上的台灯，在绿色灯罩下急切地翻查一本地图集，右臂下支着一根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