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恐怖的现实主义调情 

文/陈嫣婧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恰克·帕拉尼克带着他的《搏击俱乐部》走进公众视野时，或许还要感谢一下这部小说的翻拍电影导演大卫·芬奇，他同时也是《七宗罪》的导演。但是帕拉尼克最终在很多依靠改编电影而走红的小说家们中脱颖而出了。当我一边在阅读《肠子》（港台版名《惡搞研習營》）时，我也在不断回忆着当时阅读《搏击俱乐部》时给我带来的一些至今仍十分鲜活的思考：比如怎样从一个小说家的处女作中判断他有多高的天分；怎样辨别他在取材上的极端和剑走偏锋是出于炫技卖弄的考虑还是切实必要的；还有风格的问题，独特性的问题等等。直到看完《肠子》，我可以确信帕拉尼克确实具有天才。

早在《搏击俱乐部》中，帕拉尼克就已经注意到高度文明的后工业时代对于人性本能的无形压迫，这是那个时代被书写得最多，却也是最难以书写的命题：人性的暧昧与异化。这里的暧昧，在帕拉尼克看来，其实就是邪恶的，充满暴力的，不计后果的。这种思想也许与他自幼的经历有关，据说他的祖父在亲手杀害了他的祖母之后自杀，而他的父亲则因为躲在床底下而逃过此劫。可是五十多年后，父亲却因为与一个名叫唐娜的女人厮混而再次遭来杀身之祸，死在唐娜丈夫的猎枪之下。暴力，可以说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帕拉尼克的感性与理性意识，也成了他书写的一贯主题。所以他的小说被称为“邪典”，而《肠子》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延续与发展。

帕拉尼克在后记中介绍了自己在面对公众朗读《肠子》的片段时有多人晕倒的经历，并一再告诫读者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睡前读物，出版方更是针对读者的猎奇心理打出了包括心脏脆弱者、儿童和处女等五类人不宜阅读的宣传语。窃以为这些噱头并不能阻止那些爱好并理解帕拉尼克的人获得真正的阅读欢愉。帕拉尼克驾驭“复调小说”的非凡能力，对叙事结构的娴熟运用，使《肠子》看上去较之他之前的创作来的更为丰富生动。

19个经历迥异的陌生人因着这种各样的理由聚集到作家研习营，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创作训练，其实是在缺乏基础物质条件的情况下被软禁在一个废弃剧院里。他们一边讲述着自己遭遇或目睹的离奇故事，同时在密室中一次次策划着想象中的杀戮、暴力和恐怖的死亡。虽然这个“复调小说”到处悬挂着满身鲜血的尸体，但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直接的暴露的死亡，病态的性描写也颇为节制。事实上，血腥与暴力对于优秀的小说家而言既不是救命的稻草也不是炫技的把式，帕拉尼克近年来逐渐尝试在有限的范围内制造恐怖气氛，较之少作，这是他最大的进步，其直接的后果是使人对世界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如始终悬挂在头颅上方的达摩克利斯剑，一种不确定的恐惧，以及对命运的茫然无措。

这22个故事，其实就是22个短篇，虽不能说它们同样精彩，却都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帕拉尼克作为一名有思想的通俗小说家的叙事才能。惊悚、阴谋、黑道、见不得人的权力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最新鲜刺激的；他波澜不惊的笔调，不到最后总不愿意走快一小步，他让读者相信他有这个能力揭露真相，他对于小说主题的把握一如既往的霸道。令人欣喜的是，除了这种霸道，帕拉尼克总还想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比如其中那篇令我印象最深的《出亡》，讲述一位毫无魅力的单身女子，警务所的办事员柯拉·雷诺兹小姐，在为警局采购必要的办案用具时，不小心购置了两个仿真娃娃。于是，它们理所当然地变成了男同事们泄欲的工具。最终，她因无法再忍受警员对娃娃们的摧残，带着它们出逃并且自杀。

在总结这个故事时，帕拉尼克说：“这就是我们会做的事：把我们自己化为物体。把物体化为我们自己。”在那些警员们看来，仿真娃娃是作为肉体的女人的代替品，他们把它当成人来发泄，却是因为它们并不是人，这让他们感到安全。而对从来没有性生活的柯拉·雷诺兹而言，这些仿真娃娃，连同她收集的所有残破的布偶，因为它们的被侵犯，它们的残缺和弱势，反而获得了人的尊严，从而得到了雷诺兹小姐无限的同情和保护。她最终付出生命去保护的，也不再是这些偶人的躯体，而是独立在躯体之外的它们的尊严，即使这尊严只有她一个人认可。在这里，物与人的对立与互指变得如此激烈，物化了的人，也就是人性的异化这一命题，被帕拉尼克以异乎寻常的强硬语气指了出来。

马克思认为：“异化”指的首先就是人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控制，继而失去了天然的本能的人的属性。卡夫卡的《变形记》，直接展示了人从肉体到灵魂异化的整个过程。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创作领域，“异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它甚至间接影响了现代派的文学创作理念。帕拉尼克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关注始已有之，这是他的作品有别于一般畅销小说的基础所以他最终无法绕开这个问题。《出亡》的港台版原题是《出埃及记》，这个题目颇可玩味。作家们习惯从《圣经》中去追溯人类的本源，渴望得到一些启示，《出亡》未尝不是抱有这样的目的。在《圣经》中，《出埃及记》犹如一道桥梁，把《创世纪》和另外三卷记载以色列人旷野生活的历史书连贯起来，是约瑟时代古希伯来历史的转折点。同样的，《出亡》是否也预示着一种暧昧的价值判断的萌发？雷诺兹小姐的死是一种病态还是回归？人类的灵魂到底是否需要依靠物质来救赎？这或许是一个最具时代性的哲学命题，相信也将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

其实不单单是《出亡》，帕拉尼克讲述的众多故事都充满了矛盾与悖谬：富人需要通过扮演乞丐来纾解压力，却被当成游民杀害了；有钱而充满同情心的太太们最终被一个得了早衰症的13岁少年骗上了床；一个安于平静生活的昔日童星被杀害了，只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成就公众所期望的那个堕落绝望的落魄形象。这些故事虽然看似并无关联，实则却共同指向了这个世界最为荒诞的众生之相，所以我们甚至难以界定，这到底是一部惊悚恐怖小说，还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