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未来展望，民主潮流的大方向是不容否定的。世界历史的演进绝对不容逆转，否则就会被无情地淘汰。但是中国要怎样引进私有制，民主法治的制度？这里所牵涉的实际问题却不是哲学家可以解决的。这需要国家产生新一代的领导人，把中国带上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中国的改变决非一蹴可至的，它免不了要经过一个长远而痛苦的历程。我们不能空想，民主在隔夜就会在中国生根，理念的确立还需要广大的支援意识加以支持，才可以竟其功[1]。坦言之，到今天为止，即使在四小龙，民主的落实还是很成问题的。一般地说，东方的老百姓更忧虑失序造成的痛苦，只有知识分子才忧虑专制的祸害。但经济的现代化不配合政治的现代化也是难以奏功的，这毕竟是一个不可抵挡的潮流。苏联东欧要走这一条路，中国也必定要走这一条路，只实际如何改变难以预料罢了！将来的马列也和儒化传统一样，经过批判改组之后会由主导的意识形态转变成为辅助的支援意识。[1]　

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一九八九)。参林毓生与王元化的辩论，页一～四五，他与许纪霖、萧功秦的对话，页二四一～二五一，以及我对五四的回顾与前瞻，页四六～六一。

或曰：新儒家既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蓝图，那有什么用呢？此又不然。现代哲学已经彻底放弃了蓝图的概念。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乌托邦的构想是难以落实的。就实质内容来看，现代人已放弃了永恒真理的追求。这与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是相合的，超越的理一是不能以公式表达出来的，实际的分殊则必受到时代环境因素的限制。但新儒家也反对后现代趋于相对主义的倾向。故新儒家必须提出仁心与生生的精神为终极关怀，在内心有所信守，而以之为规约原则，对于现实加以不断的批判。在现代多元的架构下，新儒家并无意排斥异己，而采取一种开放交流的态度。但只要仁心与生生的精神在自己的生命之内得到体现，同时对反于现实发生文化批判的作用，那么不论是否仍保留儒家的名义，这样的精神不死是可以断言的。

(原刊于《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一九九一年)八、由权威到威权—一个历史的回叙

1.权威不同威权

现代人一听到“权威”就皱起眉头，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其实我们的生活脱离不开各式各样的权威。生了病看医生，是信赖医生的权威。一出门口，驶出马路，就要服从交通规则的权威：在香港大家都靠左走，停红灯；要是有一天大家都不守约定俗成的规则，那就会乱了套，免不了出车祸伤人命。由此可见，我们所真正讨厌的并不是“权威”，而是“威权”。那种以权势把不合理的东西强加在众人头上，威迫大家接受的专制做法，才是现代人越来越无法接受的方式。由去年开始，争取民主自由的浪潮已经扩散到了东欧乃至苏联，这是全世界没法抗拒的趋势。我在这里打算作一个极简单的历史的回叙，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怎样由追求权威的建立滑落到威权的笼罩。旧的心习到今日还在负隅顽抗，变成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也可以说我是用一种温故知新的方式为大家提供一些反省的资粮。

2.儒家反对威权

我们平时常常习惯于一种说法：中国民族性格习于服从权威，而这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实这是一种欠缺分疏的说法。我们要谈儒家思想，就不能不由孔子说起。孔子的时代正当所谓周文疲惫、世衰道微的时代，也正是一个缺乏秩序、缺乏权威的时代。孔子希望重新树立权威，但他决不是单纯地复古，他是在旧瓶之中装了新酒。孟子说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实是在宣扬一种“德治”的思想。孔子是反对威权式的统治的，所以他说，“道之以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第二)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同上)他所向往的是一种吸引的政治。用现在人的说法是人民用脚来投票，一个有德者居位，远近的人都来归附，他的权威是建立在他的德

上面。对孔子来说，最重要的德是仁，表现在外面是礼，它们是有内在根源的。故孔子最关注的乃是“为己”之学，这当然不是说孔子只注重内在的修养，他同时也主张“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目标是要行道于天下。他是相信要有一个长幼尊卑的秩序，但他同时也主张要正名，即他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并不主张愚忠愚孝，所以他周游历国，希望能够用世；但真正要是道不行的话，那就只有乘桴浮于海了。由此可见，孔子并不要以威权凌人，自己也不要被威权所笼罩。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这是他的怀抱。

孔子的理想到了孟子乃有进一步的发挥。孟子更明白地反对威权，而主张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所以他回答有关汤武革命的问题时，便直截了当地说，闻诛一夫纣耳，这是后世的奴儒所没法想象的气概。孟子的头脑比孔子更开放，他认为孔子之不能够为王，只是因为得不到天的荐举罢了，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对自己有很大的期许。他也和孔子一样相信要有长幼尊卑的秩序，而反对杨墨的无父无君，但他也相信正名，而且更痛快地指出：民为贵，社稷为次，君为轻。孟子也是向往仁政的理想，而仁政的基础在仁心，即他所谓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孟子并不否认人在现实上为恶，但他相信人之所以能为善，在于人与禽兽有别的那一点几希，这才是他讲性善论的真正命意所在。

可惜的是，荀子并不明白孟子的微意。他完全由现实的立场着眼，乃说人是性恶的，其善者伪也。故荀子偏重在外在的节制，他提倡隆礼，还不失儒者的规模。到了他的学生韩非、李斯乃转成了法家，彻底拥护建立外在威权的思想。这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折曲，世人不可以不察。在儒家思想的规模之下，无论孔孟荀，始终只有正名的思想。纲常之论实首倡自韩非，到汉代的白虎通，才被奉为天经地义。由此可见，汉代政治化的儒家与先秦的原始儒家在精神上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不可以不加分疏，将二者混为一谈。

3.阳儒阴法：统治者的“儒家”

我们回顾秦汉的历史，就知道秦的统一用的是法家之言，而汉初用的则是黄老之术，一直要到汉武帝用董生之策，这才独崇儒术，罢黜百家，把孔子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情况。前些时一个民运分子说孔子谓：“天不变，道也不变”，这是错误的，孔子从没说过这样的话，这乃是董仲舒的说法。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汉代是用政治的力量把儒家的一些价值落实到社会之内，而造成了中国传统所谓的“超稳定结构”。但我们必须了解，汉朝所实行的并不完全是儒家的一套，汉宣帝就说我们家统治的秘诀乃是“王霸杂之”，说穿了，也就是阳儒阴法。这才是汉代以来政治化的儒家的本质。它的好处是造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的秩序，在历史上发出了耀目的光芒，它的坏处是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在朝廷的兴替之外，开拓不出新的境界来。朱子回答学生有关变法的问题所作的答复极堪我们玩味，为什么在一千多年那么长的时间之内基本的法没有大的变革呢？那是因为自汉以来都是尊君卑臣之事，如何可改！这个答复之内隐含了多少的无奈，难怪朱子一定要把他的政治理想放在三代以上，对于现实上实行的家天下的制度始终采取一种勉强接受以及批判的态度。

事实上，汉朝建立的基本规模一直维持到清朝，如果不是受到西方的冲击，只怕还会继续维持下去。魏晋的知识分子喜爱三玄(易、老、庄)，隋唐最富创造力的头脑集中在佛教之内，但名教与自然的冲突，虽然剧烈，有关神灭的辩论虽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却并没有产生一套东西取代了正统的政治伦理结构。到了宋代，乃有新儒学的潮流继起，略可以比拟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五代的道德沦丧，宋代儒者乃重新提倡伦理道德；在理论上他们也开创了一套新的东西与二氏相颉颃；在政治的架构上，他们想不出新的办法，于是把精力放在教育上，希望用高远的理想来规约现实政治，结果虽并不很理想，但也开拓出一些新的境界。师道的尊严被抬高，朱子就明言夫子虽不得其位而贤于尧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