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谈国学》 关于“天人合一”(5)

季羡林自选集:谈国学 作者:季羡林


但是,我却认为,这样的融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倒不是因为我们要争一口气。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

这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太不讲理了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话必须扯得远一点。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HistoricalStudies)中,把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所创造的文明归纳为23种或26种。意思就是说,任何文明都不能万岁千秋,永存不朽。这个观点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情况的。我归纳了一下,认为人类的文明或者文化大体上有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这种消逝不是毫不留踪迹地消失了,而是留有踪迹的,踪迹就存在于接它的班的文化中。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融合;但却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从的。

我们现在所说西方文化,是指汇合了古代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而发展下来的欧美文化。其思想基础是分析的思维模式。其繁荣期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有密切联系。这个文化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创造的物质财富使全人类皆蒙其利,无远弗届。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强调的。但是,中外少数有识之士,已经感到,到了今天,这个文化已呈强弩之末之势。它那分析的特点碰到了困难,一些西方的物理学家提出了“夸克封闭”的理论。我于此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不敢赞一辞。即使是还能分析下去,也决不能说永远能分析下去。那种“万世不竭”的想法,恐怕只是一种空想。反正一向自认为已经抓到了真理,无所不适、无所不能的自然科学家并不能解决或者解释自然界和人类躯体上的一切问题,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西方文化衰竭了以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自有东方文化在。

可是,李慎之先生在这里又提出了问题。他在《辨同异合东西》这一篇发言里说:“首先是,所谓东方与西方文化究竟何所指,就很难弄清楚。”这话自有其道理。一直到今天,主张东西文化有别的人还没有哪一个能够条分缕析地,翔实而又确凿地,令人完全信服地说出个道理来。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与研究。但是决不能因噎废食,就说东西文化分不清楚了。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绝对的纯的。连“真空”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真”。自其大者而言之,东西文化确有差别,而且差别极为明显,这一点无法否认。人类创造的文化很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人类的思维模式,尽管名目繁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也只能分为两大体系:综合的思维模式与分析的思维模式。这与东西两大文化体系适相对应。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西方文化决不能万岁千秋,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决非万能。自然界和人体内许多现象,西方科技无法解释。比如人体特异功能、中国的气功,还有中国傩文化中的一些现象,按照西方自然科学的规律是无法说得通的。把这些东西过分夸大,说得神乎其神,我并不相信;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又无法否认。

怎样来解释这些现象呢?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无能为力,也就是说,西方以分析思维模式为主导的探讨问题的方式已经无能为力了。换一个方式试试看怎样呢?在这里,alternative只有东方文化,只有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的东方探讨问题的方式。实迫处此,不得不尔。一个人的个人爱好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现在众多的地方。原来我以为只有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是这样的。后来我读了一些书和文章,才知道区别并不限于上述两种科学,连自然科学也不例外。给我启发最大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吴文俊教授的《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副标题是《东方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研究》序言,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十二卷,总68期,1990年第四期,页37—39上。第二篇是关士续先生的《科学历史的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副标题是《由吴文俊教授一篇序言引起的思考和讨论》,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五期,页27—31上。两位作者都根本不是讨论东西方文化的问题;然而对探讨这两种文化之差别时有非常深刻的启发意义。我郑重推荐给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行们读一读。

话扯得有点太远了,是收回来的时候了。话虽然多,但我深信并不是废话。看了这些话以后,读者自然就能明白,我理解的东西文化融合与慎之理解的大相径庭。我理解的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吧。试问一个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文化怎样能同一个以分析思维为基础的文化对等地融合呢?那样产生出来的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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