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人生的使命在于生、活。如何生、活？如何生生？又是“易”，易性之一就是因应，它显示了生活的逻辑，趋吉避害的方式。顺应是中国人生活的根本取向。中国人对天、地、人都是应，是因应，在应的过程中力求应当（当然应而不当的事也时有发生）。正中的自然环境、正常的文化精神，顺天应人的生存、生活、发展、发达的方式显然是中国人天然的选择。数千年的耕读生活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正常的、互动的、循环的生活方式，呼应了人们的价值观，中国人所喜欢的，所坚持的就是顺天应人。今天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只是一种形态，中国人的根本热爱是田园生活，这样一种耕读生活精神仍然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如何生、活，顺应是中国人的根本回答。顺应是中国文化的个性特质以及反应模式。对于天、地自然，对于人与社会，中国人过去是，今天仍然是顺应、反应、因应，中国人很少愿意与他者发生激烈的冲突，走向他者的反面，他们不愿意挑战自然和其它族群。这在中国的文化个性里从来就不够强烈。

顺天

天在中国文化里具有主宰的地位。天构成了这一文化的纲领，在这个文化上处于统治地位。中国人在农耕生活实践中，日渐意识到天主宰了这个世界，天气主宰了生物界，尤其是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早期社会，人靠天吃饭，听天有命是中国人所坚信的。中国人相信天命不可违（从根本上讲也是如此），数千年来中国人从来是与天地因应，与自然互动，决不与自然作斗争。他们顺应天地自然、因应天地自然、应用天地自然，

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似乎很不妥。中国人宗教信仰者不多，信者也不力。但是中国人绝对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就是天。中国人从上到下、从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对于天的信仰是坚定的、系统的、深入的、具体的。天的系统展开一是天时（时节），二是天气。天时、天气与地理之结合就有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观念，那就是节气。中华民族数千年完全依节气和物候的性质、法道生活着。

在中国皇帝也谦称为天子，圣旨上第一句话必是“奉天承运”，然后才说“皇帝诏曰”。这一言说秩序表明了一种信仰，违背天性、天道，皇帝是不敢开口说话的（至少在规范上是如此）。每年皇帝率领文武百官有20余次祭祀天地、神灵，他们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奉天承运，因应自然规律，而不是仪典，更不是一种表演。皇帝自称天子，自然有借用天的名义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的意图，但是更重要的是奉天承运，将天地时节的变化与行政的管理结合起来以顺天应人以使自己的管理能够天人相应。

中国有句俗语叫秋后算帐。春天万物复苏，农耕繁忙，不能杀生，不主刑罚，全力支持生产。一定要到秋收之后，才可以对得失利弊进行判别与赏罚。在中国统治阶级中“奉天承运”被高度自觉，至今中国的领导层每年的一号文件也是讲农业、行天道、讲民生的。中国的统治者，对天道天性敢掉以轻心的不多，敢违反天意，不遵从天命的更少，敢公开叫嚣反天道几近于无，因为他们知道这无异于自找绝路。

奉天承运，天是空的怎么奉承？但天有气，天被具体为气。气有干湿，有冷暖，有急徐，有刚柔，是实实在在的。奉天承运与时间和天气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就有了一个收放开关的枢纽，能够因天气季节而动、顺应寒暑干湿，实现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中国人以为“气”是一个时空交融的实在。中国人以天气展开自然、生命的内蕴，又以天气收拢中国文化，形成核心。对待天气中国人极为认真，所谓以不变应万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讲的就是人与天的关系，讲的就是因应之道。中国人始终是被动的、因应的、跟随的、天人合一的，极端生、活的。

在中国，在中国人的心性之中天是统了一切的，中国北京的天坛在古代建筑中其建筑高度是最高的（九丈九尺九寸），标示了一统天下，具有统御地位的理念。皇家朝堂则低于天坛，皇家的内廷又低于朝堂。中国的寺庙有天的意味，皇家建筑虽宏大，但是遇到天则一定是低姿态的。

天命观被中国人广泛的、深刻的认同。一件事实现不了时人们归因于天命，如果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实现了，人们也依然将其归因于天命。做皇帝要奉天承运，做强盗要替天行道，做百姓则要顺天应人。虽然他们的社会角色和价值取向截然不同，但是对天有同样的信仰和敬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