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我每天都在后悔，非常后悔，”瑜总说，“觉得自己怎么就这样跳到火坑里来了。”

每次听到她说这些，我也会想起自己刚进公司时那几个加班后回家的深夜。坐在飞奔的出租车上，我只想赶快回到家里，只有那里才能让我觉得安全。

成长是痛苦的，也挺艰难。之后你回头看看当时历尽磨难褪下的那身皮，也许你会去百感交集地抚摸一下，但你知道，你已经跨越了那个曾经被包裹在这张皮里的自己了，你不再属于它。

瑜总经历了远比我痛苦的第一周。我看着她的电话打得越来越熟练，出去得越来越频繁，她开始Engage代理进来一起处理这些事，她开始找到公司里面可以利用的资源。尽管还有着些许生涩，她已经开始像一个人情练达的老销售那样和人沟通、讨价还价了。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我想起了这句长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后来有一天中午，瑜总拉我一起到一个平日不常去的馆子吃饭，那里饭菜一般，但很安静，冬天的阳光洒在房间里，让人觉得很温暖。

我说：怎么样？看你今天好像心情不错。

瑜总难得地笑了，她看着窗外说：“人生不得意，也可以尽欢啊。”

我笑了：“这像是思科销售说的话啦，哈哈哈。”

“这是我Mentor教我的。”

阿昌

这一年的春节，我和朱总是在上海过的。

这一年，思科的股价暴涨至历史最高，市值也在某一段时间一跃而成全球第一。公司上下一片欢腾，人人见面的问候都是：你卖了吗？

对于是否卖掉手里的股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见解。很多老板对急着打听是否卖掉手里股票的员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说：“现在卖掉，你会后悔一辈子。”

的确，思科的股票连着八九年持续上演着“上涨——拆股——再上涨”的同一故事。“下跌”这个词已经被很多人从关于思科股票的认知中彻底删除了。

“卖？你傻啊？”很多人会这样说，“我还准备买呢！”

当时也真有很多思科的员工彻夜守在电脑前关注纳斯达克的股票市场，类似Palm公司从三康姆拆分出来单独上市，一天之内股价由7美元涨至70美元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

那天我陪朱总在当时的华亭路服装市场转悠，朱总一头扎进乱七八糟的各个小摊四处逡巡如同忙碌的土拨鼠。是啊，阳光明媚年关将至，空气中飘荡着贺年的歌声，周围尽是一张张欢快的笑脸，小商贩们在蘸着口水数钞票，朱总在快活地花钱。谁说这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呢？

我的手机响了，是阿昌打来的：“兄弟啊，赶快赶快去看股票！”

“怎么？”

“思科的股票又拆分啦，哈哈哈。”

老魏

不过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还是有些人保持了相对的冷静，老魏就是其中之一。在思科股票拆分后又开始疯涨的那一段时间，老魏开始跟我谈论国际局势。

当时两岸的局势正日趋紧张，当我们表示警告的导弹从宝岛上空飞过的时候，这种紧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太平洋舰队开始在附近巡游，有关全面制裁的话题也被国际媒体炒得火热。

老魏依旧是对这种游戏的规则进行了一番分析，他认为我们强大的祖国收复宝岛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在这种前提下，尽快将自己的资产落袋为安方为上策。

受他的影响，我开始自作聪明地进行了一番分析：如果真的爆发战争或者遭遇全面封锁，我们远在大洋彼岸的那点可怜的股票如何兑现或者说即使兑现了如何顺利地变成我们手里的实实在在的钞票便成了令人担忧的问题。

脑袋里的继电器一阵乱响之后，“叮咚”一声，我的运算结果出来了：卖！

于是我将自己当时能够交易的部分期权悉数抛出。当按下那个确认交易的回车键的时候，我有点忐忑不安：是不是卖早了？

果然，之后的思科股票继续令我揪心地疯狂向上冲，但是没过多久便停滞不前，接着，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逐渐破裂，思科的股价开始了漫长的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