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里有记载：那时候买卖人口，一个人值16匹绢；但是名贵的宠物狗，一只就值好几千匹绢。

人比狗贱，从来就不是好世道的表征，不论是在啥时候！

曹操真的是很关怀贫困儿童

寂寞东汉在三大枭雄的瓜分下，演出了一场盛大的末世狂欢，终于寿终正寝了，留下了一个缭绕千年的“汉”字。

这个王朝，不比西汉那样威震欧亚，但在金融信贷方面，也还是有建树的。这一点，并没被历史所湮没。

说起来，东汉对贫民的赈济政策相当优惠，就这点说，它是个好王朝。

汉章帝时代，朝廷曾下令，让各个郡国招募无地农民，集中到土地肥沃的公田去耕种，官府不仅把这些公田无偿赐给他们，还贷给他们种子、口粮和农具。在税收方面，免田税五年，免人头税三年。

你们就放心种地吧——农民若不能安心种地，说出花儿来也不能算是盛世。

后面还有几位皇帝，也曾赈济过鳏寡孤独的贫民和逃荒的流民，贷给了种子和粮食。

最后，帮助皇帝做好事的，还有曹操——曹丞相。

传统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曹操，在现实中也不见得是“宁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的狠毒角色。他在汉献帝时代，曾下令，凡是12岁以下因家贫不能养活的苦孩子，一律“随口给贷”，有一个救济一个。

这可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秀，而是按户排查，实打实地扶贫。

大奸臣曹操尚能如此，我们现代人在面对弱势群体时，就更不应该太狠心。毕竟我们是礼仪之邦的后代，且又受过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

扪心想一想：我们做人，可以不如岳飞、不如海瑞，但是不能不如曹操啊！

曹丞相如今可是安睡在铜雀台的地下，千年的盗墓贼都没找着他。要是让他爬起来笑话咱们，这现代人的脸往哪儿搁？

好，我们还是回到正题。

放贷是东汉朝廷的慈善行为，这毫无疑义。至于当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放贷，史无明载，只是记载了有的王侯或地方官曾因贷款给贫民而遭到处罚。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根本就不准地方官放贷呢，还是因为他们收了人家的利息而被罚？专家们也搞不清了。

不过，那时候的皇帝虽然心肠软，富商们却没有那么慈悲——钱，我有很多，都放在家里。可是它们搁着不能下蛋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只有放高利贷。

东汉的高利贷，比西汉更甚。

有一位议事郎桓谭，曾上书皇帝说：“如今富商大贾多放债，中产阶级子弟（中家子弟）为他们效劳，奔走犹如臣仆，从中分成，个个都像王侯一样富。”（《后汉书》）

这与西汉不同，西汉是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东汉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当了这个角色。

想想吧，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恐怕不派调查组是查不清楚的了。

东汉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就是出现了“官负民债”。事情起源于朝廷和羌族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军费开支上百“亿”计。

这场战争，从开国后第六年就打，断断续续打到末代的汉灵帝。一共是155年。

羌族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以游牧为主，也从事农业。西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与汉为敌，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去讨伐，把他们基本给降服了。

后来王莽篡政，用了万能的贿赂手段，彻底摆平了羌族各部首领。羌族的头儿不知为什么，独服王莽，王莽一死，就开始反叛。此后，他们据守西海（今青海湖）一带抗拒汉朝，西北从此不得安宁。

史书上，关于西北战场“杀八千”、“斩四千”、“官军死二千”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战争就是烧钱，太平盛世也禁不起这么长年累月地烧，朝廷的内囊渐渐空了，就向王侯、官僚借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债”。

借钱来打仗，也是死要面子的事。

而且借钱就像吸鸦片，尝到甜头就上瘾，当时国家举债达“数百万万钱”。皇帝想出的借钱名堂也多，一会儿向王侯借“国租”一年，一会儿向全国富户每家借一千钱，一会儿又向公卿以下所有官员借俸禄（停发工资）。

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那是自然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上，就正好是拧着的，实际上是——“大河水满，是因为小河被抽干”。

后来的几个皇帝大概是这么想的：反正王侯官僚搜刮有道，你们搂来的钱，也借给国家花花吧。

官府伸手借钱，也启发了王侯贵族，他们便也向平民借钱。早在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时期，法制很严，贵族没有敢向民间借债的。后来法律松弛，王侯贵戚动不动就负债千万，借了就不还，成了谁也碰不得的“超级杨白劳”。

债主来要钱，他们还派出狗腿子殴击，甚至有把人打死的。

汉家天下，一代不如一代啦！

就这样，一场“百年战争”打完，基本上也就把东汉给拖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