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就确立了民主制度，有权力制衡，有选举，有一定程度上的法治。我们知道，民主制度的目的本来不是为了寻找客观最好的决策，而是为了避免集权者作出坏的决策贻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制度在于最小化坏决策的频率，在于维系现状，在于和谐稳定。除非社会出现危机，否则民主制度不利于大刀阔斧式改革的出现。印度独立并建立民主之后，其社会一直是“左派”占主流，反对市场化，反对全球化，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一直到1993年前，很难选择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路径。

更何况，按照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数字，中国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440美元，而印度是668美元。在这种收入水平和没有社会危机的情况下，虽然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全球贸易秩序早就于20世纪80年代送到印度门口，可印度的改革动力显然没有中国充足。没有中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式的危机是印度的幸福，但也成了推迟其改革的原因。因此，印度到1993年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后，才感到压力，才开始放弃计划经济，选择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

问：俄罗斯跟中国比又是怎样呢？毕竟在改革前体制上有类似之处。

陈志武：我们先要看到，各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无非有两种来源：内生型和外生型。前者主要是靠内需的增加来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引擎，内需增加后，就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配套发展，才能满足国内需求，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走的是这条路。但是，内生型的增长模式对国内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业制度和人们的安全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在这些制度机制不到位的时候，内需会难以自生。

外生型的增长模式，其发展由外部市场的需求带动，日本、中国以及“亚洲四小龙”走的是这条路。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发展初期本国不一定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而且见效很快。过去30年，中国通过人权状况和劳工条件、不计入成本的环境透支来发展经济，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中国之所以在1978年后能选择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的人口、劳动力成本以及基本成型的工业基础决定的。

可是，俄罗斯没法选择外生型的增长模式，也就不能选择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俄罗斯有2亿人口，1980年人均GDP 8 000美元，差不多是当时中国的20倍；1990年其人均GDP大约是9 000美元，而中国在1990年有10亿人口，人均GDP 1 300美元。所以，中国可以选择成为世界工厂，而俄罗斯则不可能，因为它没有中国那样的人口禀赋，劳动力成本也太高了。于是，俄罗斯被迫要走内生型的经济发展之路，这就要求它先从体制改革上开始，否则内需难以启动。这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在结束计划国有经济时的起点差别，俄罗斯的改革路径选择不是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是因为俄罗斯人笨，没有选择加工贸易这条路，而是因为改革之初的起点不同。他们当时比中国富很多，不知道这是俄罗斯的幸运，还是它的不幸？

三

问：“北京共识”没有谈论几年，中国制造就碰到了很多困难。您认为中国的这种高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吗？

陈志武：可以持续，但这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改革为国有经济服务的体制、取决于宪政法治的发展。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快。在美国，除了收入非常高的家庭追求品牌以外，一般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从窗帘、被子、电视机、电脑、家具，不一而足。美国的家具行业本来集中在南卡罗莱纳、北卡罗莱纳，现在也都被中国制造的便宜家具打垮了，原来的家具制造商转行成了进出口贸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