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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在封建时代，帝王死后被谥为什么“宗”的，大抵是以文治见长；而被谥为什么“祖”的，则是靠武功取胜了。近读明史，知其整个明朝260年中，被谥为“祖”的皇帝只有两人。一人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叫做明太祖；另一人就是第三任皇帝朱棣，叫做明成祖。

说到明成祖朱棣，我们还得有一个简单的回顾。此人是朱元璋的第四子，1370年封燕王，镇北平(今北京)。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炆嗣位，为巩固政权，便下令削藩。朱棣这拉拥有重兵的藩镇王深感这一决策对自己造成的威胁，遂于1399年举兵造反，经过四年的战争，终于击败了朱允炆而当上了皇帝。

方孝孺人称“正学先生”，少时从宋濂学习，后在朱允炆当皇帝时被召为翰林侍讲学士，成了朝廷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人物之一。朱棣起兵时，反对这一行径的《讨燕诏檄》即出自他手。1441年，燕兵入南京，方孝孺被俘，他抱定一臣不事二主的坚定信念，采取了坚决不与新贵合作的强硬态度。朱棣让他起草“登极诏”，他坚决不干。朱棣一怒之下声言：若不从，即“灭九族”。方孝孺抗言道：“灭十族，也不草诏!”遂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即下令灭其十族(九族外加他的学生，这真是一个创造。)方孝孺

还是不草诏书。他在作绝命词时写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随后从容而死。

几百年来，方孝孺“头可断，诏不草”的故事，一直成为人们“忠君主，重操守”的典范。清朝为外族入主中原，开初，朝廷采取“博学鸿词科”，以廉价的科举考试的办法，让一批批想降清又放不下面子的文人戴着遮羞布入朝做了官。此后，绝大多数都忠心报效朝廷。

但是，当后来乾隆皇帝监修清史时，对于这些“名为中举、实为降清”的官员，无论职位做到多高，都一概列入“贰臣”，反而对类似方孝孺那样“一臣不事二主”的人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注重操守，不随波逐流；青山不改，信念始终如一，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景观，也是中国人民至今还坚守着的一种美德。

“文革”中这种“青山不改”的美德发展到了极致。从国家主席到许多基层干部，从高级知识分子到不少平民百姓，尽管遭受各种各样的摧残，但挺过来，不变节，坚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总是多数。遇罗克身残志不残，在监狱中也与敌人斗争。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也要为自由呐喊。还有的中央委员宁肯冒着开除党籍的危险也不投违心的一票。这种“硬骨头”的品格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改革开放、树立创新与牺牲精神，是应当大有启发的。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从他不多的谈话中，就使人感到他有一种“奋不顾身”、“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锐气。这种锐气一旦在全党形成风气，我们的改革就一定会成功。

“青山不改”的美德，又是稳定社会细胞——家庭的一种“粘连剂”。改革开放后不久，由城市而漫及农村的离婚率不断升高。据说一些朋友见面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吃了没有 ”而是问“离了没有 ”到熟悉的朋友家做客，一进屋不是发现换了家具，而是发现“换”了老婆。于是有人就大惊小怪起来，说是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家庭破裂，社会必然分裂。有的人大代表还要求修改婚姻法，严格离婚手续等等。我以为大可不必。像“方孝孺”那样的“一臣不事二主”，像“王宝钏”、“崔莺莺”、“杜丽娘”、“杜十娘”那样“好女不嫁二男”的传统观念，已经像血液一样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脉搏里流淌，像空气一样在我们鼻孔里进出，在某些条件下，比如改革开放前，这种观念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保守、僵化和愚昧无知的程度。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离婚热”，其主流正是对这种僵化观念的冲击，是对各种死亡婚姻的解体，同样也是对“青山不改”真正含意的阐释。既然不是“青山”，当然可能随时出现“水土流失”、“风化坍塌”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现在几年下来怎么样 中国的离婚率趋于正常了，人们不再惊异此事了。看来，几千年里培养出来的“青山不改，始终如一”的家庭道德观念，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与本质。

这种观念在科研领域、在经济领域、在一切人文领域中是会程度不同地发射光芒的。当然“刻舟求剑”、僵化教条的冬烘态度是不在此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