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为官。芝麻大点，也少听人直呼其名了，唯一个苍凉而略带拖音的呼唤：“高如——”如幽谷传音，时时响在耳畔。

11岁那年，我初小毕业。每周都背上几十斤重的红薯、酸菜、劈柴和一二碗大米去20多里外的异乡槐树高小住读。本来，我们乡是有高小的。只因一场“大炼钢铁”，老师抽走了，学校也随之散伙了。母亲说：“这么小的娃儿不读书，乡亲们要笑话哟。”经过乡里一番周折，我才入学了。每当我离家时，母亲就眼泪汪汪地送行。终于，她不忍心我每周回家，所需东西由父亲或乡亲们赶场时送来，或课间休息时交我，或放到传达室。这些我都习惯了。

那天下午，第二节课，上数学。正听得入神，忽然“高如——”一个缓慢得有些战栗的呼唤在楼下传来。这是母亲的声音，我本能地毫不含糊地答道：“唉——!”

课堂上一阵哄笑，我也一阵脸红。后悔自己的山气。

讲课的杜中全老师瞪一眼起笑的同学，转身出教室伏在栏杆上向院中的母亲说：“大娘，你等一会儿，高如同学正上课呢。”

下课后。我把母亲领到宿舍，趁没人，埋怨她不懂规矩，不该这样大声喊叫。她并不计较什么，只是笑眯眯地打量我，好像三五年不曾见过似的。随后，她从背篼里边取东西边吩咐道：这大米是才捣出来的，糙一些，要多煮一点时间；酸菜已用油盐炒过，吃时不要加啥。又反复问我记住没有，我说记住了，她就从怀里掏出一卷手帕，层层打开，先取出一角钱，说这是一周的灯油钱，足够了，夜自习时灯开大些，不要伤了眼睛。再将其余的5角钱也一起给我，说这是才在街上卖5个鸡蛋的钱。有时做饭来不及，就到门口摊子上去吃。

我胡乱收下。盼她快走。她背上背篼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买胶鞋的钱，你爸帮供销社挑货都快挣够了，下场就买好送来。说完，她眼里的泪已滚了下来，背着背篼逐渐远去。

20多年后，我当了父亲，母亲从老家西充农村来军营带小孩。由于住房紧张，她只能在公用厨房里安一间铺，算是夜晚的归宿。每晚待妻和孩子入睡后，我便到厨房的饭桌上看书或写点东西。她总是拘拘束束地坐在床沿，像是守候，又像养神。那夜，我为赶写一篇文章，晚饭后就动笔，开初还顺利，后来“卡壳”了，一字不出。我凝神发呆，继而唉声叹气，甩笔开骂。

母亲像是吓住了，也随之不安起来。坐不是，站不是，嘴唇翕动着，又不出声音，终于一个轻轻的呼唤发出：“高如——你是哪个字写不来嘛，不要瞒到起，去问问你媳妇嘛!她大学毕业。”

我顿时像被触怒了，脱口而出：“你胡说啥哟，文章写不出来，不等于字写不出来!”

她瞪着眼睛愣神，半天才说：“那啷个办哩，我是睁眼瞎，又帮不了你的忙!”隔一会儿，她有了办法，那就是安慰：“高如——你不要着急嘛，那‘陈花鼻子’(南充川剧名丑陈全波)该是聪明人嘛，那年子到我们街上演川剧《做文章》，一晚上都做不出来，还不就算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随即一眶热泪滚出。

今年春节。母亲又从乡下来与我们团聚。每晚她不看电视，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孙子小戈身旁，看他做作业，似乎那就是最大的享受。孙子知道奶奶是文盲，常常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一次，他合着书本背诵汉语拼音声母、韵母：“ɑ，ｏ，ｅ，…，ɑｎ，ｅｎ，ɑｎｇ”，母亲就皱起了眉头，过来小声问我：“高如——现在的娃儿读书，啷个不念‘人之初’，尽学些怪声怪调的鬼叫唤呢 ”我妻笑得前仰后合。我则平静地说：“妈，这不是鬼叫唤，是汉语拼音，基础课。”她听后似懂非懂地说：“老师这样教的，那就不会错。高如——你要经常‘盘盘’小戈的作业，他恍惚得很!刚才又在做怪动作。”

我喉管发硬了，忙说：“妈，一家人就是把他惯坏了。让你操心。”她却说：“你小时读书，还不是恍，全靠老师和大人管教出来的。”

最近，家乡编县志的同志来访，我才得知，生我养我的西充县原本是川北有名的文化县，从西汉的纪信到当代的张澜，很出了一批文人壮士。多少年来，倚文重学就是吾县吾民的风尚。父老乡亲卖猪儿、鸡儿也要送娃儿读书，时至今天，其风依然。如果你去吾县吾乡出差，千万不要炫耀你是什么大老板、大商人，或者是什么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之类，否则，乡亲们对你的恭敬程度就会立即大减。你即使开口不提官职，只说是老师、讲师、医师、技师、专家或者演员、琴师等等，乡民们的目光里就会放出异样的光彩。

母亲，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熏陶出来的一位普通女性。她今年68岁了。我还能听到多少次她那细弱而缓慢的呼唤呢 乡亲们这种古朴的心态又与目前的时尚有多少相通相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