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扩散速度非常慢，是因为它需要借助法政体制来保证管理和会计的技术标准。因此全世界不断增长的财富已经导致资金流向拥有最佳公司治理、孕育着最佳资本市场的地方，首当其冲就是美国。故而过去的十至二十年间，资本大举进入美国。不幸的是，在2008年，我们的金融监管不够有力。我觉得这是一场信心的危机。我信任美国的金融机构。拥有像美国这样的法政体系很好，当然它还谈不上完美。我曾经预想，我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第一道政令理应是查找我国金融体系当中监管结构的规则中需要改革的领域。伯南克最近在美国经济学会表示，他坚持认为以上才是应对措施的重中之重，我国国会也正为此而努力。但是美国确实面临挑战，需要向外界展示我们拥有最好的法政体制足可以支持我们的金融体系，其他国家仍可对来美国投资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如果这次危机使大家想起来为什么不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为鼓励这类投资，中国应加快建立更好的公司治理架构。

去年夏天，我参加了成立于上海的一家会计学院的毕业典礼。我认为政府投资会计教育是英明之举。同时，公司律师的培训也应同时开展起来。尽管我是理论家，但我也清楚，世界上最好的投资机会之一就在中国。问题在于如何把握这些投资机会，以及如何约束执掌公司的经理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初始投资者支付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最艰难的部分。

在美国我们早已熟悉，确保投资安全的好渠道，银行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银行家的经济实力必须雄厚到在他人推荐的投资项目中拥有占有一定的股份。而一旦腰缠万贯的银行家所有的宝都押错了，就像前几年在美国发生的那样，银行家就破产了。整个体系运转失灵，直到新的银行家产生。这就是现今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向。

最后，我再讲一讲外向型经济增长的有关问题。中国在美国有大量投资。中国向我们出口了大量有价值的商品，但是你们一直以来进口的不多，这样造成了美元的价值在各地有所区别。有些中国人忧心忡忡地问我，美国会维护美元的币值吗？我的回答是，我不希望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即使我们是美元债务方，我们也不喜欢通胀。可能会有小幅上涨，但幅度不会太大。

有些人误解了我的原意，以为我对中国拥有过多美元储备的建议是“购买中国货”。绝非如此，我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中国运用手中积累的过多美元去购买目前中国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存在比较优势，还因为分工的优势，所以我们相互贸易。而当你们持有数万亿美元，无论如何，这笔钱总要花出去，毕竟美元是美国的货币。把这笔钱用在教育投入也好，投资产品和消费品也罢，引进中国投资和消费所需要的物品，我认为都是减持这些美元的最佳途径，绝对好过拿在手中。持有这些美元或许不是个坏主意，但是我可不敢保证未来的通货膨胀会达到什么水平。

发展中国家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策略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需要用外汇从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引进关键设备。但是治理缺位的问题也将导致这些国家对于出口型经济模式的依赖。如果产业融资无法与政治分开，就难以分辨哪些是正确的经济投资决策，哪些是随意性的政治偏爱。这是我们在试图理解某些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承认的。比如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制定政策，根据各企业的出口能力来分配投资补贴。要始终牢记中世纪财务大臣的作用：即便是英格兰君主也需要不断地向他们的重臣保证会公平的对待臣下。如果中央政府有力地掌握国内经济形势，那么就很难分辨政策到底是根据国内赢利情况而制定的，还是由最高领导层的金融喜好来分配的。但是大家都确信，如果一家企业能够把产品卖到不带偏好的国外消费者手中，那么它生产的就是有价值产品。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利可图的投资须由向不带偏好的国外消费者成功售出该产品来评判，而这些国外消费者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