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和投资。中国需要做的是通过发展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国内商品生产中心，复制其促进出口工业的政策和成功。这样的政策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较不发达地区曾取得良好效果，在中国也应如此。地方政府必须扶持私营企业，避免通过乱征税来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行。此外，还必须制定一些全国性法规，防止企业在贫穷省份之间耍手腕，使它们互相拆台。

中国一直维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这一汇率使发达国家进口的中国商品有着低价优势，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工业。过去几年间，随着美元相对于欧元和其他货币贬值，这一挂钩政策有效地使人民币也相对于其他国际货币贬值。这在衰退导致国外对中国商品需求减少的背景下刺激了中国的出口，使中国得以避免步发达国家后尘而陷入严重衰退。然而，这项政策产生的几个后果对中国和它的许多贸易伙伴都不是好事。中国的进口成本 尤其是从欠发达国家的进口成本 居高不下。中国消费者以其购买力平价成本买不到来自这些国家的商品，又见不到在低价进口货竞争下本国出产的更为质优价廉的商品。这项政策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也很不利，便宜的中国货占领了它们的市场，它们又打不进中国市场，从而阻碍了本国的发展。中国要想像一个中高收入国家那样高效发展，一个必要因素是必须完善在最终消费产品和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这就要求不光从较不发达国家进口原材料，还要进口农产品和服装等消费产品。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重新调整其汇率政策，使它成为内需驱动型增长刺激计划的一部分，而不仅是推动出口最大化的工具。这会有两个好处。第一，它会减少贸易伙伴行为带给中国的风险。这些贸易伙伴由于经济衰退而面临有增无减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通胀压力，后者将蒸发掉一部分中国外汇储备的市值。第二，它将促进从欠发达国家进口廉价商品。这将使中国消费者能买到低价进口货，竞争对本国生产商的影响将促使国货降价。第三，随着中国持续发展，它将需要更多关注较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鼓励其发展，把这些国家培养成有用、稳定的贸易伙伴。

将来要把中国的国内市场作为拉动增长的引擎，正如出口市场在过去几十年所起的作用一样，这将要求这些市场达到相当的规模。为此，生产商应该有机会在全国销售产品，而不应遭遇不合理税费和监管壁垒，例如，应该让全国性的零售商很容易地进入地方市场。如果中国反其道而行之，采用日本模式 低效、地方保护主义的零售业格局，则规模经济效应无法得到利用，结果也将如日本经历的那样 内需停滞。中国需要通过更严格的安全法规和品牌声誉来提高国货的质量。中国应该扶持目前能够服务于消费者的消费品工业，例如，生产经济型轿车，这方面有着庞大的潜在市场；这些工业也足够灵活和以消费者为导向，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可以方便地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

难的是为大规模量产质优价廉的国货营造与以前出口产品相同的创业环境。今天，我在旧金山买的中国消费品比在北京还便宜，为打造一个稳固的国内市场，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其中一个难题是鼓励国内商品生产向农村和西部扩散，把工人转为正规渠道（指靠定期工资获得正当收入并上缴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所有工作），向他们发放工资收入，这样就能产生对国内商品的需求。这已经成为政府政策，但如果要靠内需来拉动增长，而不是跟随增长，就必须给它更高的优先权。

我发现中国一个比较令人头疼的特色是缺少足够的退休人员社会保障网络和医疗保障。老的国有企业无法继续为现任和前任职工提供终生保障体系，这一真空只得到了政府计划的部分填补。这给个人消费者带来了极大风险，被认为是中国目前私人储蓄率过高的主要动因。如果消费者福利能通过政府提供或支持的社保得到实质性提高，这些风险就可以得到分散。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