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丹尼尔·麦克法登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自担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后，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陆续被任命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并作为首席谈判代表，最终成功结束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保育钧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中小企业协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件运输分会高级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国际发展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劳动学会顾问、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终身顾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高级顾问。

主持人：我很感谢今天圆桌对话的嘉宾，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对于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来说也很重要。我们经历了很多转变，今天最常听到的就是“平衡”这个词，它可以适用于三个不同的领域。

首先一个定义是，中国是一个经济体，它到底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弱点。二是美国，美国同样有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三是在全球经济中，美国和中国成了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一员，我要把它分成三部分讨论，首先请麦克法登教授，你是美国人，美国是否能在另外一个时期恢复？不仅仅是经济的健康，同时也要恢复人们的信心。

丹尼尔·麦克法登：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刺激经济复苏，甚至可以取代之前失去的信心，最终使整个金融体系恢复，或者是利用另外一个方式，通过监管来改善人们的信心。美国的信心可能需要更多刺激，但它未必会获得（想要的），因为其中有一个风险，美国担心他们会像日本一样经济委靡不振或增长缓慢。

主持人：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想评论，可以举手示意。茅先生，请你说说你认为中国模式最终会变成一个怎样的模式？

茅于轼：刚才我说到，中国经济增长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就是一党专政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种方式使得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有很好的宏观管理，有政治上的稳定，还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它的毛病在于损害了一部分人，因为它每个同样受保护的人权市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要同样保护，不能侵犯任何人，很多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儿做不成。我们通过损害一部分人（做成了），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我觉得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政治改革的阶段，把原来的增长模式逐渐调整为（使）每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

从长远来看，这个模式虽然会（使发展）慢一点，但比较稳定。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主持人：我想知道，中国应该怎么做到这一点？（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如何搭建这个桥梁？事实上，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中国应该怎么做？

茅于轼：中国的政治改革涉及许多方面，贫富差距是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每个人的权利保护，平等的权利保护，或是取消在法律上的特权，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所以打官司时并不是谁有理谁就能打赢，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像这个问题，就需要长时期的过渡阶段。我并不认为改革一下子就能成功，它是一个互相让步、互相理解对方立场（的过程），它需要时间。尤其对中国来讲，我们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阶段发展过来的，我们很缺少任何人互相尊重、理解对方的态度和立场。我说的是民间和政府，民间要对政府让步，政府要对民间让步，而不是我压倒你、你压倒我，这不是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向是互相理解、互相让步，商量出解决的办法，不要用武力手段，而要通过和平、理解、宽容来实现一步步的改进。

我相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是看不到这个结果了，但我还是有信心的。

第二章全球智慧对话复苏主持人：高先生，在过去20年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的泡沫或小的泡沫，但在每一次（发生）泡沫时，中国还是